近日捧读余欣然主编的《中国历代家书精华》，书中摘录了清朝聂继模写给儿子聂焘的《诫子书》，其中“山僻知县，事简责轻，最足钝人志气，须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无事寻出有事，有事终归无事”一句，读来感触颇深，不免勾起浓浓的好奇之心，忍不住对聂焘之为人、为官一探究竟。
聂焘（1694-1773），字闲有，号环溪，湖南省横山县人。雍正十三年（1735）中举，乾隆二年（1737）中进士，十三年（1748）八月出任镇安知县，在任八年，“以实心行实政，治绩推陕南第一，政绩推陕南县令之首”，深得民誉，是位勤政亲民的好官。
聂焘之为人，行孝敬老、清廉正直、大公无私。其牢记严父教导，在被任命为凤翔县令时说：“好凤翔，物阜民富昌盛状，我何必坐享其成守官场。不如回首家乡望，勤耕务农办学堂。教儿辈读书琅琅，孝敬年迈福寿长。”遂辞官返乡，为母守孝。在花鼓戏《聂焘》中，县丞吴正和吴乡绅两人借刀杀人，未能得逞，后又借聂焘修路造成死亡事故聚众闹事，企图把聂焘赶走，此事件给聂焘身心以致命打击，使其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此时，父亲聂继模的告诫回响在耳边，如醍醐灌顶一般，使其坚定了留下来的决心。聂焘牢记父亲教诲：“大抵自己节省，正图为民间兴事，非以节省为身家计”，任职期间，捐银240两增修碥路，捐银213两分建社仓；离任后，捐银30两，资助义学建设。
聂焘之为官，服官爱民、勤政为民、兴除利弊。聂焘遵从皇命和父训，安心在穷荒僻壤、四境荒凉、山民贫苦的虎狼之窟镇安供职，毫无怨言。他始终牢记“无事寻出有事，有事终归无事”的教诲，勇于担当，招流民、垦荒田、修水利、兴桑蚕、辟道路、倡集市、建义学、办社仓、除虎患、惩恶强，造福镇安黎民百姓。
乾隆十三年（1748、聂焘上任之年），镇安4026人，784户，熟地127顷38亩，无主荒地达1150顷91亩。聂焘通过招抚流民、申报户口、劝民垦荒、奖励升科、给照为业、减免科赋、革除里下杂派等一系列重要措施，励精图治，至乾隆十七年（1752）已发展到8971人，2562户，新垦荒地500多亩，储仓粮3060多石。
因镇安山民出门需翻山涉水，每年夏秋两季淫雨菲菲，洪水暴发，山民没有桥筏，只能坐等，白天忍饥挨饿，晚上栖岩而睡，有的被洪水淹死，有的被虎狼活吃，只有春冬两季可以通行，但春冬秦岭万仞冰雪，镇安山民出门维艰。基于这种情况，在乾隆十四年至十六年（1749-1751）期间，聂焘多方筹资，开凿了镇安至西安之间悬崖碥路400华里，修复被洪水冲毁的镇安通往西安的楼子石要道，增修车家河至大山岔40多华里碥路，并到省城制短枪、火药，招募猎户，为山民除兽患。
乾隆十五年至十六年（1750-1751），为解决镇安百姓到县城借还仓粮肩挑背驮、跋涉崇山峻岭艰难之苦，聂焘分建了各仓贮粮1200石的青铜关、下梁（今柞水辖地）两处社仓。为开发镇安，又从江浙一带招募缫丝匠人，引进栽桑养蚕技术，教民种桑养蚕、纺纱织布。乾隆十九年（1754），聂焘大力发展镇安文化教育事业，建“启秀山房义学”，清查五郎江口学田学租、废寺田产以资助儒生，镇安义学自此开始。此外，其还先后在镇安县城内建起了东门瓮城、飞楼、虹化亭、崇圣祠，重修了文庙、城隍庙及名宦、乡贤两祠，使县城初具规模。
聂焘有言：“志在利禄者，易生厌烦愁穷之心，若志在民生者，更当切休养生息之念。”其选择了后者，致力于民生，以实心行实政，并谨记父亲“知县是亲民官，小邑知县更好亲民。做得一事，民间就沾一事之惠，尤易感恩。”之教诲，常以卖唱花鼓戏作私访，入民宅、查民情、听民意、解民忧，“兹土七载，羸马麻鞋，疆域六百里，无远不到。”
离开镇安后，聂焘不忘《镇安县志》的撰修校印，旅居西安时还修正志稿，直至稿毕交付刊印。
聂焘为官一任，清廉一世，造福一方。其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以实心行实政，用忠诚、干净、担当为我们诠释了“为民”内涵，值得我们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