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5年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那时候我刚28岁。中央纪委恢复重建后回到机关，1994年从中央纪委副秘书长岗位上退下来。
刚刚恢复重建的中央纪委，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保护党员的权利，发挥党员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同一切违反党纪、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的不良倾向作斗争，协助各级党委切实搞好党风。1979年，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讨论决定将“抓紧处理积压案件，做好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作为中央纪委恢复重建后的三项重要工作之一。当时的中央纪委领导，都带领工作组到各地各单位调研，督促解决平反冤假错案遇到的阻力和实际问题。其中，刘少奇案无疑是影响最大、难度最高的。
全党最大的事情
③康庄：政治上跟党走，经济上不伸手，身份上不丢丑
【人物名片】康庄，男，汉族，1931年7月生，山西人，194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进入中央纪委工作，先后在办公厅、二室工作，1992年1月离休。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是地下党员。在我八九岁的时候，父亲他们在窑洞里开会，我就在外面站岗放哨。我13岁参加了儿童团，14岁当八路军，后来到工农干部学校学习。到延安以后，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做机要工作。在党和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入团、入党、读书，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今天，我已经是有70年党龄的老人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包括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时期，我都亲身经历过，并在其中不断成长。我目睹了改革开放40年光辉的历程，看到在党的英明领导下，纪检工作的发展变化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心情十分激动。
平反冤假错案是挽回人心之举
政治上跟党走，经济上不伸手，身份上不丢丑
④许毅：干纪检工作就得不怕得罪人
许毅，男，汉族，1927年12月生，浙江人，194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2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先后在“两案”办、六室工作，1989年12月离休。
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铁道部公安局调到中纪委工作的。先是参加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工作，后来到六室工作，一直干到离休。我十几岁时在上海当纱厂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参加中共地下党，立志投身革命，梦想改变劳苦大众的生活，让国家振兴、民族富强。几十年来，我也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我自始至终坚定不移跟党走，对党的信念从来没有变过。是党培养和教育了我，党组织就是我的家，我什么事情都依靠组织、服从组织，分配到哪里就在哪里干，而且要努力干好，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重托。
“两案”审理：教育挽救大多数
我到中央纪委工作的时候已经50多岁，因为我之前是在公安机关工作，当时调过来是参与查办“两案”也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这两个案件实际上还是有所区别，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是新成立的中央纪委重新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进行党内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是承接原来的中央专案组继续审查。
1979年春，中央成立了“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组长是中央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成员有黄克诚、王鹤寿、刘顺元、张启龙等。领导外单位“两案”审查工作主要是黄克诚负责，“两案”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王鹤寿负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解放军总政治部检察长曹广化任主任，还有刘鸣九、刘丽英等六七个副主任。办公室下面又分审讯组、审批组、材料组、秘书组、复查组等协作小组，我在的审批组主要负责副省部级以上干部的处分审批。这项任务工作量很大，人很多，所以又分了六个小组，我是负责西南、西北的，有的时候也参加其他组的审理。
我到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接收案件材料，林彪案的材料在公安部，“四人帮”案的材料在中央办公厅。清点工作花了一段时间，交接清楚以后拉回到“两案”办，大概有好几十箱，全由自己搬运。各省市报来的案件材料很多，我们就到机场接人、接材料，将大包大包的材料背回来，起早贪黑忙碌不堪，十分劳累。
一开始，参加“两案”工作的人员很少，也就几个人，人手非常紧张，办公条件也很艰苦。中组部二楼有一个比较大的活动室，有一个大台球桌，我们就在那儿办公，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办公桌。一边开展工作，一边充实人员，从部队、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陆续抽调了几十个人。人多了，办公条件更紧张了，后来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就跟中组部借了板凳，在楼道里边办公。
虽然办公条件很艰苦，工作任务也很繁重，但是党的政策必须坚决执行好。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对“两案”审理的处理方针是教育挽救大多数，打击惩处极少数。胡耀邦同志也讲，“两案”处理的同志不要单纯从一个方面来看他的错误或者罪行，要从整个历史背景来看，他到底犯的什么错误，这些错误是什么性质。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准确把握政策，尽量少判刑，纪律处分、批评教育大多数。当然最根本的精神是实事求是，这一点很重要。不能办冤假错案，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分恰当、手续完备。文书材料调查人员都要亲笔签名，领导审批，所以必须严肃认真，因为这不仅是对组织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我审理了很多案件，其中印象深刻的一个是某省委第一书记。他的主要问题是在接待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时发生的。
我们认真研究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认定他确实是有错，在当时虽说是执行上级命令，但只要按规定执行就行了，不应该讨好林立果他们，主动向他们溜须拍马。考虑到他诚恳认错，态度也挺好，我们认为也可以不处分。后来我们向领导报告，领导就找他谈话，他对自己的错误认识比较深刻，领导也同意不给处分。我们又跟省里的领导做工作，之后省里也同意了。于是我们就把相关材料整理好向中央书记处作了请示报告，中央最终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政策落实之后他非常高兴，打电话来和我说，自己犯了错，组织给我宽大处理，从中受到深刻教育，非常感谢组织的帮助。我说，你要感谢党中央的政策，党中央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犯了错误，应该受到教育。
处理“两案”，对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分清是非，有着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把党内颠倒的东西扭转过来，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打下了思想基础、政治基础。
干纪检工作就得不怕得罪人
“两案”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我就到六室工作了，老六室当时负责联系西南、西北，总共就两个处，我所在的处主要负责联系西北，西南的工作有时候也参与。到纪律检查室后，工作重点就发生变化了，不单纯是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主要任务是维护党风党纪。当时党风问题群众反映比较多的，一个是多占公家房子，还有就是吃喝风，另外，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也比较严重。
当时我们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做好这个工作。一方面是树好正面典型，总结哪个地方的领导班子比较正、作风好，在抓党纪党风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有什么好的经验，把这些宣传推广出去，当时我们宣传的典型由陕西的吴起，还有一个是宁夏的中卫，这两个地方的班子好、作风正，不仅党风政风优良，而且也促进了经济发展，生产也上去了，所以我们就总结他们的经验加以推广。
另一方面就是抓反面典型。我记得有个案子是陕西的一个厅长，到县里面去检查工作，去了以后县里用公款大摆酒席。我们受到群众举报，就和省里联合查处，查清之后决定给予其党纪处分。他心里不服气，就反过来告我，说我是用“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来整他。事情经报到领导那儿去之后，我坚持自己的观点，该厅长用公款大吃大喝证据确凿，确实违反了党的纪律，破坏了党风，应该受到处理。分管副书记很支持我们工作，认为我们查的对，处理的也对，最终不仅对这个厅长做了处分决定，还发了通报。纪检工作就是得罪人的活儿，首先就得坚持原则，不能因为有阻力就害怕。谁有错误都得处理。
还有一个云南保山的问题也很典型。当时好多人都到云南去找地方种地，把树烧了然后开垦成荒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国务院高度重视，印发了一个紧急通知，严禁乱砍滥伐、保护原始森林。省纪委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严肃查处，可就是有一件事情处理不下去。云南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有好多树龄达几百年的珍贵楠木林，有许多被砍伐了。事发以后，砍伐的人因为犯罪被抓起来，批准砍伐的一个林管所长也被抓起来了，可这件事牵扯到保山地委一个副书记，遇到了阻力，处理不下去。
室领导派我去调查。省纪委组织了调查组，要弄清哪个地方损失多少木材，这个地委副书记在案件里面有什么问题。调查后发现，这个副书记分管林业，在知道珍贵林被砍伐之后也没有制止，没把国务院的通知当回事，这是严重的政治纪律问题。另外，他不但不制止，还跟人家要楠木做家具。事实很清楚，错误也很明显，但因为他是地委副书记，很多人为他说情，没有处理他。查清楚后，调查组与地委经过一番讨论，最终形成一致意见，省里给予这名干部严重警告处分，调离了岗位。
后来中央纪委领导到保山考察，有人就告我的状，说类似的情况不止保山有，其他地方也有，你们中央纪委的许毅就是盯着我们不放，要把我们当样板。实际上他是想翻案。中央纪委领导当时就提出了严肃批评，说你们根本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不是样板不样板的问题，不论是谁、不管是哪，触犯了党纪国法就要受到严肃处理。所以说，纪检工作就是得罪人的，首先是坚持党的原则，从党的利益出发，不要怕打击报复。
回想这十几年在中央纪委工作的日子，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反腐败一定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中央纪委在党中央领导下工作，中央支持，有决心、有魄力，纪委的工作就能开展的好，纪委取得的成绩首先是党中央有力领导支持的结果。
⑤顾方正：离休前重返监察战线
顾方正，男，汉族，1925年11月生，浙江人，194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0月起，先后在华北人民监察院、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监察部等单位工作，1991年2月离休。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华北人民监察院。当时号召“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我接受组织安排，做的就是加强纪律性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进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工作，国务院成立后转到由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改设的监察部工作，之后又先后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组织部、监察部工作。1991年从监察部离休。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监察院，最后又是从监察部离休，我与监察工作有着不解之缘。
离休前重返监察战线
1986年11月，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设立监察部。同年12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提请，决定设立监察部。经过半年多的筹备，监察部于1987年6月成立。我到监察部工作时已经62岁了。
当时中组部的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能参加组建监察部的相关工作。我说我已经60岁，马上就要离休了。他说你身体还很好，而且你写过报告，呼吁重新设立监察部。最后，我还是到监察部工作，一直干到离休。
当时我感觉到改革开放以后，一些腐败现象有所增多。回顾过去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部的工作，比较好地惩戒了腐败，对确保国家中心任务的完成起了很重要的的作用。撤销之后产生的问题就是，党纪、法律有专门机关管，政纪问题没有专门的机关负责。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成立行政监察机构十分迫切和必要。所以我认为，重建监察部是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作出这个重大决定是十分英明正确的。
监察部成立后的“三把火”
监察部刚组建的时候可以说是从零开始、白手起家。尉健行同志任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原来在中央纪委工作的老同志刘鸣九任监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徐青同志、何勇同志任监察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四个部长、四个秘书、四辆小车、四个司机，其他的一无所有。国务院的要求是，一面组建一面工作。
刚组建的时候各方面条件都不太好，办公是在北京近郊区租的民居，伙食也比较简单。大家住得较分散，班车只能集中到一个地方接送上下班，每天长途跋涉，工作也比较劳累。但是大家热情都很高，有一种艰苦创业的劲头。在当时那个艰苦环境之下，我们首先抓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清查涉外经济合同。实际是对几年来落实中央涉外经济工作方针政策的一次大检查。当时涉外经济合同的问题还是很多的，贪污受贿，泄露和出卖经济情报，还有因为对一些外商的伎俩警惕不足而受骗上当，等等，造成重大的资材浪费。监察部当时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包括部长、司局长在内的全体同志都参加了。尉健行同志跟我们一起研究怎么查，因为这是一项新的工作，要有专业的经济知识。当时从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共动员了几万名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对1984年以来签订的涉外经济合同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清理。经过一年的努力，一共清理了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的进出口贸易和设备技术引进合同171万份，涉及金额1600亿美元，发现带有疑点和问题的合同5500份，立案查处贪污受贿、渎职等违法违纪案件523件，为国家挽回了一大笔经济损失，可以说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绩，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接下来第二项工作就是查“官倒”，保证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当时的倒买倒卖现象比较突出，特别是一些干部和他们的子女倒卖国家的紧缺物资牟取暴利，其中有些还侵吞国家财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这项工作主要是靠下去抓，到各地去开会研究部署怎么查。当时我所在的五司在兰州召开陕甘宁检查清查会议，传达贯彻领导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工作。各地都很重视，工作开展也很顺利，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
第三项工作就是查办重大案件。从前面两项工作当中发现线索了，接下来就要查处，当时特别强调重点查处涉及高级领导干部的案件。我记得当时查处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因为受贿和支持投机倒把、非法倒卖活动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是监察部成立以后查处的第一个省部级干部，当时也属于一个大案了。
当时监察部对各省区市行政监察机关的工作指导抓得也是比较紧的。筹建的时候，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就都分别到各地去指导工作，指导他们尽快建立健全监察机构。监察部成立之后，各地的监察局相继都成立了。后来，各地方又陆续举行监察工作会议，我们一些领导也都分头参加，指导工作。
早期工作中我认为比较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成立监察学会，这对推动监察学术研究有很大的作用。不仅是监察部的同志，其他有关的专家、学者都聘请来参加学会。学会理事也不受年龄限制，我也是其中的理事之一。学术交流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交流访问，了解国外的监察体制和工作经验。出访回来都有工作报告，这是十分开阔眼界的，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借鉴作用。
纪检监察工作的第一原则是实事求是
回想几十年工作生涯，我认为纪检监察工作要坚守的第一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体现在审查调查中就是证据一定要确凿，一是一、二是二，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采取的措施也要实事求是，既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又要适应情况，从实际出发，合情合理。比如上面谈到的沙比尔案，我觉得我们各个环节和整个过程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最后才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沙比尔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一个高级干部，被一个女商人拉下水，最终落得这般下场，教训十分深刻。这个女商人主要做哈密瓜生意。当时新疆乌鲁木齐火车运输能力有限，谁能把哈密瓜运出去，谁就立刻挣大钱。沙比尔于是就给她批条子，让她能把哈密瓜运出去，她马上捞大钱。沙比尔直接接受贿赂的钱是很少的，关键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支持这个女商人牟取暴利。其他有些人找不到车皮，货物装不上车，在车站堆积，日久变质，造成损失浪费。沙比尔当时很糊涂，并没有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也有过思想斗争，想找党委书记交代自己的问题，但最终没有开口，一直到案发。
沙比尔对相关问题开始并不承认，但是因为我们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向他严肃指明后他就如实说了。因为他态度比较好，最终给予从宽处理，免于刑事起诉。但是他的问题确实存在，影响很不好，所以中央纪委决定给他开除党籍处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定撤销他副主席职务，我认为这样的处理也是合情合理的，在当时来讲也是比较成功的。
没有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什么事也做不成
在实际工作中我深刻体会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工作情况下，监察部在保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障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等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现在党中央更加重视纪检监察工作，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与中央纪委合署办公，接下来的工作机制更顺畅，开展工作也更有力。
说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我体会有三点突破，第一点就是把反腐败的力量集中起来，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实行监察全覆盖。第二点就是监委与纪委合署办公，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第三点是依法赋予监委相应的监督调查和处置手段、权限，能够依法独立开展工作，不受干扰，实现了权威高效。因为我从新中国成立前就在监察机关工作，一直到从监察部退下来，对这个问题从正反两方面的感受比较深切，所以我体会这是一个非凡创举，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飞跃，这项工作成果和效能已经显现出来了。
⑥王文芳：纪检监察工作要的就是严细深实
王文芳，女，汉族，1933年5月生，河北人，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9月进入监察部工作，先后在监察部一局、中央纪委一室工作，1994年7月离休。
1977年12月，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胡耀邦同志落实干部政策，开展清理大案要案的工作，从各单位借调一批干部。我当时是教育部中央电视大学的组织处处长。借调是1978年12月29日上报名单，30日就批准了。1979年1月1日到中组部上班，参加接受原“文革”办的中央专案材料工作。不久，借调的30多名干部陆续回单位，从中选了10名干部继续工作，我就被正式调到中组部。
大约搞了四五年时间，中管干部落实完政策之后，我被任命为信访处副处长，继续落实全国各地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那时候信访特别忙，每个人平均一天都要处理八九十封信，满满一筐，每封信都要认真登记处理。1986年我晋升为副局级干部，1987年恢复组建监察部，我们10余名干部被选调参与组建。组织考虑到我是学经济的，任命我为一局副局长（后改为一司副司长），负责联系经济和工业系统有关单位。
40分钟汇报不拿本
1988年1月24日，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运行至贵昆线且午至邓家村间翻车了。当时正好是春节前夕，列车上人满为患，所以死伤很多，事故造成旅客及铁路职工死亡88人，重伤62人，轻伤140人。我参加这个事故调查工作以后，翻看了好几本现场照片，情况非常凄惨，看了以后好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一闭眼那场景都历历在目。
事故发生以后，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非常重视，要求立即彻底查清。相关部门抓紧成立了领导小组，组长是尉健行同志，副组长一位是时任公安部长王芳，另一位是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思卿。具体参与单位有监察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国家经委、劳动部等，每个单位都派了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是公安部刑侦局的一个老局长，我是副主任，另一位副主任是公安部交通局副局长。另外，还设立了一个由8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这8名专家都是从各个铁路局和铁科院选来的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技术力量很强。
要想查清事故原因，就必须到现场去调查。因为事故发生在贵州的大山上，荒无人烟，没水没粮。当时我就向领导请示说我要去，领导也同意了。到那儿之后发现条件确实艰苦，海拔高，气候也很特殊，出太阳的时候穿单衣，晒得脸上蜕皮，一阴天就要穿棉衣。于是我们每人借了一件棉大衣，阴天刮风就穿上。水土也不服，很多人吃了饭就拉肚子。我们每天吃完早饭就到实地勘察，跟着专家沿着铁路勘察，火车一来就赶快躲到旁边，火车过了再继续。中午回来吃饭，下午还要继续勘察，晚上组织讨论。每天晚上开完会，还要坐火车到专区去运粮运菜运水，等再坐火车回来天就快亮了，第二天的工作又开始了。所以勘察一个多月，每天在火车上睡觉。
这个事故发生得很奇怪，前面的车头和第一、二节车厢进站了，中间的车厢却翻了，其中有一节车厢从山顶滚到山下都摔碎了。情况比较复杂，总共作过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说事故原因是电线脱落把火车剐翻了。因为那个地方正要通电气火车，当时没通但是线路修好了。调查认为因为风速太大把电线吹断了，吹断了以后火车正好经过，刮到车头上把车剐翻了。但是后来经过研究把这个结论否了，铁科院专家经过多次试验，综合电线的生产技术和质量、疲劳试验等各方面情况，认为当时的大风不可能吹断电线。
第二个结论是司机酒后高速驾车，所以在拐弯处侧翻了。而实际调查的时候司机坚决不承认，另外经过专家根据当时行车记录的速度等数据测算，在拐弯处还达不到翻车的程度。
第三个结论就是我参加的这次调查做出的。当时监察部刚成立，尉健行同志提出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必须有专业知识，不能外行调查内行。办什么案件你要懂得什么，要钻进去，要向专家学习。我就牢牢记住这条，专家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开会讨论我听，平时聊天我也听。因为涉及很多物理、数学、冶金、材料等方面的知识，不这样做是弄不懂的。经过我们这次勘察，专家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在转弯的时候，火车一个部件脱落了，脱落以后掉到铁轨上，列车正好从这个地方经过就发生了侧翻。
出差回来后第二天，尉健行同志的秘书就通知我去汇报。到机关以后，秘书跟我说，不巧，尉健行同志要到国务院去开会，两点钟走，你坐到他车上向他汇报吧。于是我就坐在车上向他汇报。那时候监察部在皂君庙附近办公，到国务院开车得40分钟，我也没拿本，一路上就把三个结论和事情的经过等都说清楚了，汇报完了正好到国务院。尉健行同志听了很高兴，他说你们把事情弄得这么清楚，不错不错，很有成绩。
通过这次事故调查，我觉得不仅弄清了案情，也锻炼提高了自己。之后，根据领导指示，我草拟了一份监察机关如何参加重大事故调查和处理的意见，经过讨论通过后形成了正式文件下发执行。我的体会就是，要做好纪检工作，必须亲临现场，到一线认真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意见，虚心向专家、内行学习，这样才能够实事求是地得出正确的、客观的结论，也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处理。
救了一个果汁厂也没要一瓶饮料
作为纪检监察干部，打铁必须自身硬。像我们这代人，都是战争年代从战场上过来的，什么苦都吃过，后来各方面条件都逐渐好了，但是好的作风不能丢了，更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厉行勤俭节约，杜绝铺张浪费，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有一年我到湖南出差，住在一个普通宾馆的四人间，说实话条件很一般，天天半夜一两点还有进进出出的人，有时候还有带小孩的。几天以后，处长就找我说，这样不行啊，晚上不能安心休息，白天怎么开展工作，给你换个单人间吧。我说不用换，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间太浪费了。虽然按规定能报销，但是咱能给国家节约点就节约点，我就一直坚持，到最后也没住单人间。
那时候因为工作关系，我需要经常到别的单位和地方去调研了解情况。有的部委有小食堂，接待的同志就安排我去小食堂吃饭，可我从来不去。因为我是来工作的，就要和大家一起，这样才能打成一片，更好地了解情况。有一次我们到天津出差，住在一个招待所，吃饭是在大食堂，伙食就比较差一点儿。过了一段时间，其他同志就跟我叫苦，说您跟局长说说我们换个地方吧，这个饭我们实在吃不下去了。我就说，你看局长也是和我们一起吃，都没说这个饭不好吃，我好意思说我们吃不下去吗？所以别的同志也就再没提过这个事，一直在那住了两三个月到任务完成。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带好队伍、管好下边。
当时的一室负责联系工业系统，那时领导提出我们不但要查办案件，还要给工业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天津有一家生产果汁的饮料厂。那时候果汁饮料刚有，属于很稀罕的东西，所以卖得很好很火，厂子效益也很好。后来厂子突然向监察部告急，说马上要倒闭，请协助解决困难。接到材料后，领导很重视，就派人到天津实地调查。调查之后发现，原来是他们上级的一个协会要开会，要厂子交会费，实际就是要赞助费，结果因为生产太忙这个厂子就没去参会，也没有交赞助费。于是这个协会就想办法来报复他们，发布一条消息说他们产品不合格。这样一来，就没人买他们的饮料了，而且买了的也都要退货，订单一下没有了，厂子没法生产了，很快就濒临倒闭。
调查清楚以后，很快作出处理，责令这个协会作出深刻检讨，公开道歉，恢复饮料厂的名誉。消息一宣布，订单又来了，也不退货了，马上就恢复生产了，全厂职工一片欢腾，高兴极了。办完事临走的时候，他们厂领导表示，我看你们这么辛苦，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等于救了我们一个厂，我们这也没别的，给你们搬几箱饮料。我们的干部坚决不要，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最后厂领导一再坚持，还是在车上装了一箱，说我们不是给你们送钱、送东西，这个饮料你们都没喝过，叫你们尝一尝我们厂的产品。我们说这千万不行，这样的话我们回去要挨批评的。搬下去后他们不让我们开车，拦着不让走，但最后还是一瓶也没要。
人心齐 泰山移
我曾经担任过一室的副主任，干了两年多以后，室主任调到国务院新成立的纠风办，我是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又是党支部书记，所以有领班子带队伍的责任，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关心大家个人和家庭生活，同志们没有后顾之忧才能积极努力工作，最终干出工作成绩来还是为集体争得了荣誉。有一次，我们一个副主任因为工作变动调走了，有个与他关系比较好的干部就待不住了，到我这儿说也要求调走。我说你调到那儿去，是平调吗？他说是平调。我说那你何必呢？这样吧，你再干三个月，你觉得不好，无论如何我都放你去。后来没到三个月，他们那个处里缺副处长了，而且他工作确实也很出色，我就建议把他提为副处长。最后领导批准了，这个干部就当了副处长，后来一直干得很好。
我们平时在业务上也抓得很紧。每周一召开室务会，局级领导、处级干部都参加，汇报上周工作，研究安排本周任务。另外就是经常开展业务交流。一室的很多干部这么历练下来都成了业务能手，一室曾被评为先进集体，我也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这就是我们团队建设成效的侧面印证吧。
⑪王钧：组织让干什么就干好什么
王钧，男，汉族，1935年7月生，山东人，195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3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先后在“两案”办、干部室、五室工作，1996年7月退休。
我于1979年3月15日正式到中央纪委报到，到1996年退休，在中央纪委工作了18年。这18年又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做了一年林彪专案的审理工作，第二个阶段是从事了13年的干部工作，之后又在第五纪检监察室当了将近4年主任，退休以后还干了一年多的巡视工作。十几年干下来，我的体会就是，组织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要干好。
“林彪专案组”搬了五次家
1979年，中央根据全国人民的意愿，决定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也就是“两案”进行审查处理，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央纪委。这年年初，中央纪委牵头，成立了由中央纪委、中组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参加的中央“两案”审理办公室。搞好“两案”审查是当时中央纪委的重点工作之一，因为这关系到政治大局的安定团结，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国内国际都很关注。
我调入中央纪委之后，直接参与了审理林彪专案。林彪专案的审理实际上分几个阶段。“9·13”事件之后，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中央组织了一个专案组来审查这个案件。“文化大革命”后，“四人帮”被粉碎，就重新组织了一个专案组继续审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组织了新的专案组，我参与的就是这第三个专案组。
那时候办公条件非常有限，刚开始专案组只有几个人，后来人最多的时候也才有20多个人。办公场所也不固定，光我们这个专案组就搬了五次家。一开始在中组部，第二次搬到中南海，第三次到宣武门附近包了一个宾馆，再后来又搬到中央警卫局办公楼，最后搬到了官园。
我刚来这个专案组的时候，办公室在中组部的三楼，就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房子，十几人都在里头办公。除了一个管文件的同志有一个专门的桌子，其他人都只有一个凳子，围着两张桌子，在那儿看材料办公。中纪委刚恢复重建时，中组部把二层、三层和四层的一部分，总共两层半都给了中纪委办公。我记得当时中纪委有7个专案组100多人，加上领导，都挤在那儿办公。
我们专案组开始着手具体工作之后，首先就是要接手上一个专案组的材料，这些材料就放在中南海，装在20多个铁皮柜里面。看的时候需要一件一件清点，然后签字办理交接手续，把材料取回中组部审阅，看完了再送回去，程序比较复杂，一来一去把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后来领导了解到这个情况，考虑到工作进度安排，就决定把“两案”专案组的人全部都搬到中南海去办公。在中南海一段时间后，因为审理专案需要找人谈话了解情况，但是中南海进出非常不方便，于是就又搬了出来，在宣武门附近包了一个宾馆。办公条件改善了，休息的房间、伙食标准都提高了很多，但是公安部又向中央提出意见，指出这个地方不太安全，处在闹市区，太靠近大街，保密条件不是很好，于是又转到了中央警卫局的办公楼。在中央警卫局慢慢稳定下来后，新调来的同志住在四面八方，最远的有在顺义、昌平的，每天上下班奔波，特别辛苦。最后搬到了官园，也就是现在中纪委办公的地方。
直接领导我们这个专案组的是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顺元，他是1931年就入党的老同志。我们还没接收案件材料的时候，首要任务就是学习，听刘顺元同志传达中央对审查案件的主要精神和要求，比如一定要实事求是，重证据，不能轻信口供，不能像“四人帮”时期那样靠分析、靠推理来定性定案，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刘顺元同志还结合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带着我们总结经验和教训，准确把握审查的尺度和标准。他特别强调要实事求是，要求不能“左”。短短十几天的学习，对我们后期的审理工作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我从1979年3月开始跟进这项工作，一直到1980年下半年审查基本结束。审查基本结束，中纪委负责的主要工作就完成了，然后就是交给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判，之后还涉及很多人的处理和申诉，等等，全部结束差不多到了1988年。
专案办理过程中，还有一件事让我特别难忘。那时候，我们到中纪委来工作，都算借调，正式关系还没转过来。1979年下半年全国调级增加工资，我们这些人都在中纪委工作，可工资关系还是在原单位，很多人就担心这个问题。当时大家工资都不高，调一级对家里生活来说是帮助很大的。我们专案组的党支部负责同志就给大家做思想工作，说要专心工作，不要受到影响。然后这些党支部的负责同志就到我们的原单位去介绍情况，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我原单位机关党委的领导同志告诉我说，中纪委来人了，来介绍你在那里的工作情况。我才知道是两位老同志，亲自到我单位去做工作，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现在想起来还是一样激动。专案组党支部工作做得很细，组织能让我们参加专案，本身就是一种信任，生活上对我们又这样关心，所以我们工作上有什么困难都努力去克服。
从零开始的干部工作
1980年下半年，我调到干部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部门就4个人，其中3个同志还兼着机关党委的工作，人手特别紧张。那时候工作开展起来还挺困难的，都是从零做起。
干部组首要的任务就是调人，调人主要靠中组部，发了几次文件，详细规定了选人的条件、名额、报送时间等，请各个部委选派合适的干部，然后中纪委干部组从里面按照条件去考察，选好了就调入。我是电子部来的，记得当时要求电子部报送10个人选，最后从中选了2个人。具体的标准都有明文规定，比如党性要强，人品要好，要敢于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等等。特别强调“三种人”，也就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些人坚决不能要。
刚开始的时候工作并不好做。比如说这些文件发下去很长时间没有动静，这时候中纪委就提出意见，太慢不行，人员不到位工作不好开展。于是就会同中组部开了几次会，强调了中纪委工作的重要性，既是动员部署，又提出了具体要求。开会推动了之后，各单位报材料就很快了，人选也多了。材料报上来之后，就开始到各单位去考察，可是跟有的同志本人一谈，人家不愿来。最主要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这部分人还存在思想顾虑。再一个，中纪委当时的条件也确实比较困难，首先是办公的条件就不行，中纪委领导对外也讲得做好吃苦的准备。但是总的看，各单位对中纪委的工作特别支持，愿意来的同志也是多数，党性很强，政治意识和大局观念都很强。
调人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得考虑机关的组织建设了。“两案”搞了一年以后，中纪委成立第一个检查室，主任是刘鸣九(后来任监察部副部长)，后来才逐渐地变成几个检查室。我离开干部室的时候就已经有八个检查室了，联系中央国家机关的四个室，联系地方的四个室，东北、华北是一个室，西南、西北是一个室，华东是一个室，中南是一个室。
据我了解，设立室的概念最早是有领导提出来，中纪委要设室，不要设局，室的负责同志可以配成副部级，在开展工作的时候组织协调比较方便。后来，中纪委常委会也同意这个意见。于是就很快地就把局改成了室，陆续地一些室主任就明确了是副部级。当时是说“可以高配”，就是说室主任可以配副部级，也可以不配。为了方便工作，中纪委干部室就起草了一个文件，想去掉这个“可以”，直接明确室主任配副部级干部。拿到中组部去征求意见，答复的意见主要是，室主任配副部级干部，就意味着室这一级机构是副部级，这没有先例。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都没有这么做。后来中纪委领导经过研究，也认可了中组部的意见。
纪委干的就是得罪人的活
1993年我到了五室，干了将近四年。除了调整干部、优化结构，领好班子、带好队伍外，主要就是从事纪律检查工作。当时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与现在有很大不同，纪委的权威与今天也不同，处理起来很难，有打招呼说情的，有单位不配合的，等等。
像当时査处的某报社一个部门主任，给汽车制造厂写了一篇推广介绍的文章，然后汽车厂就送了他一辆汽车。那个时候一辆车是很值钱的，所以这件事影响很大。但是我们查清楚之后，处理起来很难，因为他们单位的领导都不愿处理。他自己也说，中纪委给我的处分合规合理，但是这个处分出去影响太大，以后没有办法开展工作了。同时，也有别的领导同志帮他开脱。后来，我们认为这件事还是不能没有处理结果，就给中纪委领导作汇报。领导同志决定这个事必须要处理，而且中纪委要直接处理。
还有某部委的一位老局长，因为挪用公款要被处分。他们单位“一把手”亲自来说情，说老同志马上就要离休了，照顾照顾吧。但最终还是处理了，也是中央纪委直接处理的。处分决定下发以后，一个多月他们单位还不公布。我就给他们纪检组长打电话表明态度和意见。最后那个单位公布了处分决定。说实话，这就是得罪人的事，是很难的。但是我就是守住一条，认准了的就不能客气。
⑫曾繁茂：经历了许多从无到有的开创性工作
曾繁茂，男，汉族，1939年6月生，贵州人，195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11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先后在办公厅、教育室、宣教室、中国纪检监察报社工作，2003年6月退休。
1980年我到刚刚恢复重建不久的中央纪委工作，这一干就是20多年。我参与过纠风、从事过宣传教育、办过报纸，经历了不少从无到有的开创性工作。
中纪委恢复重建初期的纠风
中央纪委恢复重建后，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精神，其任务就是“端正党风、维护党纪"。
“文化大革命”使党的纪律和优良传统遭到严重破坏，给党和国家留下很多后遗症，社会生活很大程度上处于无序状态。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面临诸多的社会问题，如商品供应紧缺问题、青年就业困难问题，等等。有人就通过非正当手段获取不当利益，主要表现在“三招三转”（即招工、招干、招生和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农村青年转为城市下乡知青、临时工及民办教师等转为正式职工）和职工调动、提拔、调资等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走后门”现象，老百姓就把这种托关系、“走后门”现象叫作不正之风。所谓“不正”，就是违背了党的优良传统，违反党的宗旨，脱离人民群众。
我到中纪委的第一个岗位是办公厅秘书二处，参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了解和撰写查处1980年高考舞弊案的报告。当年的高考有13个省市涉及作弊。最严重的有两个县，尤其是其中一个县是全县作弊，很多党员干部参与其中。当时的县领导向县教育局局长提出要求，要想办法保证他们的子女都能考上大学。于是出现了有组织的、肆无忌惮的考试作弊。高考结束后，有人举报这个问题，随之教育部进行了查处。当时我刚到中纪委工作半个月，根据领导指示要求，到教育部了解情况，回来写了一份《要情摘报》，报送中央领导，当时的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同志看到这份《要情摘报》以后感到震惊，专门作了批示。
根据中央提出的对外开放的方针，当时各部门、各地方纷纷组团到国外进行考察，学习先进经验，交点“学费”是必要的，但也出现了相当多的不正常现象。改革开放前因为没有机会和可能，出国很少。改革开放后大家都想出去，就找各种借口出国。我曾执笔起草过一份通报叫《数典忘祖》，批评某代表团到日本去考察，理由是学习做豆腐和筷子。这是中国的东西，你竟然还要到日本去考察？！当然不排除技术先进的可能，但是总的来看，很多代表团就是弄个由头、找个“任务”出国。出国当然有好的一面，但是成风了，经费就花得比较多。有的还不顾国格、人格，在国外搞歪门邪道，损害祖国形象。因为这种问题，领导派我到外交部去调查，回来后也写了一份《要情摘报》，用列表对比的方法把一些情况分析了一下，看看出国成风的发展势头。当时中央纪委第二书记邓颖超大姐看到这份《要情摘报》后，在中央纪委全会上讲了这件事，说最近中央纪委写了一份很好的材料，《要情摘报》写了出国当中种种不正之风，同时引起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重视。后来搞了一个专门规定，这才逐渐规范起来了。
厨师告部长
在20世纪80年代初，纠正不正之风还有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就是纠正大吃大喝的不正之风，中央纪委发的第一份通报就是甘肃省兰州卫生检查团到下面检查时的吃喝问题。那时候大吃大喝问题一直刹不住，人们语带讥讽地说，“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商业部部长王磊被丰泽园饭庄厨师陈爱武举报的事，这在全国都是有影响的。
1980年，丰泽园饭庄青年厨师、团支部书记陈爱武向中央纪委举报，反映时任商业部部长王磊在丰泽园吃喝后少付餐费的情况。有账可查的应付餐费124. 92元，而王磊只付了19.52元，差了100多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额了。中央纪委接到举报后派了常委曾涌泉同志去查，他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曾涌泉同志接到任务后，很快就把事情查清了。后来，中央纪委决定在全党通报此事，常务副书记王鹤寿亲自起草了通报稿，交由我所在的秘书二处作文字上的斟酌，批评了王磊，表扬了陈爱武。
陈爱武是全国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是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将此事公之于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广播了。事情公开后，王磊再次主动向中央纪委作检查，除了认错并表示愿意如数补足少付款额外，还请求给予党纪处分。王磊又把这一检查同时送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并请商业部党组把这个检查印发各局。王磊还分别给北京市第一服务局和丰泽园饭庄写信，对陈爱武的举报表示衷心感谢和钦佩。据说，随后一些“特殊宾客”也闻风而动，纷纷请自己就餐的饭店帮助“查一查”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
但事后仍有人不以为然，还颇有微词。有的干部就讲，因为这一点事情就把一个部长通报了，有些过分吧。不过这件事情却得到老百姓的好评和支持，说我们党纠正不正之风是动真格的，增加了对党的信心。
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实行改革开放，促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是，我们党也面临新的严峻考验，有些党员干部经不住考验而蜕化变质，倒了下去。改革开放头几年，我们就遇到了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行为明显增加，在一些地方还特别猖獗，令人触目惊心。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成为一项十分紧急而又重要的工作。
打击经济犯罪应该说是由中央纪委1981年年底的一份简报拉开序幕的。这份简报反映了广东省的一些干部甚至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严重走私贩私的犯罪行为，并且处理不下去，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认为改革开放是要发展经济，但是这样下去会腐蚀我们的党。中央指出这种状况严重破坏党的威信，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一定要尽快刹住这股歪风。1982年1月，中央就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发出了紧急通知。同时，中央派出一些领导同志，包括中央纪委常务副书记王鹤寿，分赴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走私严重的地区，传达中央精神，“坐镇”指挥，采取有力措施，遏制经济犯罪活动蔓延开来。
中央还提出，要运用法律手段严惩震慑犯罪活动。然而那时候的《刑法》当中，贪污受贿、走私贩私等经济犯罪没有死刑。为了坚决打击这些犯罪活动，严厉惩处犯罪分子，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将走私、投机倒把、受贿罪等的法定最高刑确定为死刑。像广东省汕头地委政法委副主任、海丰县原县委书记王仲，是缉私的总指挥，却蜕化变质、执法犯法，侵吞电视机、录音机等缉私物资，受贿索贿近7万元，最终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被执行枪决。
根据中央决定，中央纪委成立贯彻中央紧急通知办公室，在中央领导下负责日常工作，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做了大量工作。这项工作开展一年多后，在1983年7月，中央纪委起草了开展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工作报告，并向社会公开发布。我参与了报告的起草工作。那时候中央纪委办公条件比较差，我的办公室是一间平房，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办公，为避免干扰，就在小礼堂的讲台上摆张桌子进行起草工作，5个工作日起草了2万多字的初稿。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紧接着，中纪委又专门召开了工作会，研究、部署如何继续深入开展这场斗争。
打击经济犯罪专项斗争开展了四年多，从1982年2月到1986年7月，10万多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受到处分的党员6万多人，其中开除党籍的2万多人。开展打击犯罪活动的斗争是党中央“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专项斗争的胜利对贯彻改革开放政策，保护干部和群众改革的积极性，增强干部群众的法治观念和抵制腐朽思想侵蚀起了积极作用。到1986年年底，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经中央同意，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不再作为党委领导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斗争的办事机构，这项工作移交给同级司法机关负责。
开创党风党纪教育的新局面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以后，直至党的十二大之前，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教育党员是组织部门或者宣传部门的事。党的十二大以后，根据党章的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责之一 是“要经常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1983年中央纪委成立了教育室，绝大多数省市县纪委也建立了专门的党纪教育工作机构，专司党风党纪教育，与党委的宣传部、组织部所负责的思想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各有所侧重，又有内在联系。
当时给教育室赋予的任务是两项：一是对内负责培训纪检干部，二是对外负责全党的党风党纪教育，这在新的历史时期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作。纪检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业务性很强的工作，不是大学毕业以后就能马上从事的，还要系统培训才能适应工作需要。我们委托北大和中科院各办了一个两年制的纪检监察干部大专班，培训的干部后来大多成了业务骨干。除此之外，我们自己也建立起培训中心，在北戴河、北京、杭州分别建立了三个培训中心，干部培训的渠道越来越多。制订培训规划，总结纪检监察工作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成教材，并举办研讨班，吸收大家的智慧，经过“实践—修改—再实践—再修改”，约十年的工夫，最后编成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概论》一书，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后来还被全国党建研究会评为党建优秀读物。通过培训，提高纪检干部的素质，为科学有效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后来，随着工作需要和形势变化，教育室改成了宣传教育室，负责全党的党风党纪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形式都要有变化、创新。就内容来说，根据我们的工作特点和优势，有基本的党纪条规教育，也有用影视手段进行的案例教育。形式上，我们组织全国各省纪委宣教室拍摄了几十部电视短片，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廉政教育。我们还主办过一次全国范围的党的知识考试。考试结束后，在中央电视台举行颁奖仪式，向全国播出。宣教室还曾担任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发布大案要案信息，接受媒体记者的专访，宣传我们反腐倡廉的成效和有关方针政策。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对党员的党风党纪教育，主要是以办公厅印发通报的形式，对不正之风、腐败问题进行曝光，以儆效尤。那时我在办公厅工作，有时候三天要写两个通报。记得有一个通报特别紧，下午4点秘书长找到我，说有一个通报你要赶快写出来，明天上午9点常委会讨论。晚上我8点开始写，11点多写完，第二天交上，常委会一次性通过。
那时候我们没有自己的宣传舆论阵地，我们发声要到《人民日报》等去登，报纸有时候根据版面情况还不一定及时使用。直到后来1993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原来监察部有一个要办报的批文，这样就利用这个机会在1994年创办了《中国纪检监察报》，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了报名。当时条件比较简陋，人也少，办报费只有20万元。我们在报纸创刊5周年时举行了一次庆祝会，尉健行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等十几家报社的社长、总编出席了会议，发言祝贺。由于领导的重视和工作的需要，我们的这个舆论阵地迅速发展，现在发行量超过100万份，成为发行量全国第二的党报。
⑭朱旭东：不断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创新发展
朱旭东，男，汉族，1946年9月生，江苏人，198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9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先后在北京培训中心、研究室工作，2009年1月退休。
我和中央纪委结缘是通过一次研讨班。20世纪9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中央纪委也作出部署，不断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力度。1993年年初，中央纪委常委会决定举办“反腐败方略”研讨班，每个省纪委派一名同志参加。当时我在湖南省纪委研究室工作，被推荐参加了这个研讨班，主要就反腐败大的思路方面开展研讨交流。1994年，因为工作需要，我调入中央纪委工作。
监督难的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
改革开放40年，为我们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在党的建设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党内监督体制实现了新发展、迈上了新台阶、达到了新层次，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对党内监督一贯是高度重视的，我们党始终在探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很大成效。
1993年1月，中央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创新和改革。一段时间里，反腐败的工作力量不可谓不大，但是比较分散，没有形成合力。只有攥紧拳头来才有力，所以就通过合署这种方式，通过组织创新实现制度创新，把党内监督和行政监察整合在一起，解决监督机制的问题。现在我们又进一步，就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就不只限于行政监察，不只是对行政机关公务员而是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都实现了监督，扩大了监察的领域和范围。通过修改宪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进一步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制。这是体制机制创新的一个重大成果，迈出这一步很不容易，走了20多年。
所有改革都是奔着问题去的，就是坚持问题导向，加强调査研究，抓住问题进行改革、进行创新，这是改革一个很鲜明的特点。从党的十五大开始到党的十六大，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来强化监督、反对腐败。后来，中央纪委就围绕从体制机制上解决监督难的问题开展调研，我当时已经退休，但根据领导要求，参与了这个调研。通过深入调研和反复研究，建议进一步完善纪委工作双重领导体制，提出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不能脱离党的领导，纪委双重领导体制是党的十二大党章确立的，体现了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当然，双重领导体制在落实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情况，就是程序性规定不够具体。比如，在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领导方面规定不够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纪委的权威性。再比如，有些问题线索的处置和查办，如果同级党委不能统一意见，纪委就办不了。针对这个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两个为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又加以确认，固化下来，成为对党章规定的纪委双重领导体制的一个重要的制度补充。这样做，既加强了党委对纪委的领导，同时又加强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能够有效破解监督难特别是对“一把手”监督难的问题。
党内监督体制机制实现了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波澜壮阔，成效有目共睹。这些年的变化，我印象最深的有几个地方。
一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这是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也是我们取得巨大成绩最重要的原因。党的纪律检査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要从强化党的领导这个角度来看纪委的工作。比如，我们强调巡视是政治巡视，这个是有针对性的，不是巡视你的业务，而是巡视你是不是重视抓党的建设。
二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人民群众满意，人民群众不满意，就从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正风反腐，也要从群众不满意的、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抓起，包括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打击黑恶势力及背后的“保护伞”，都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思想的体现。
三是改革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尤其是制度创新的力度不断加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都是根据实践不断总结创新和完善。
四是完善纪律监督机制。我们这个党不光有纪律，而且纪律最严明，要靠纪律建设党、管理党、治理党。一方面，纪律建设的地位提高了。党的十九大提出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这样就把党的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党的纪律建设不光是纪委的事，更是全党的事。另一方面，机制更科学了。过去有人总是把法律当作党员干部行为的底线，把党员干部混同于普通公民，实际上把标准降低了。违纪是小事，没人管，违法才查处，就是纪法不分。所以我们强调，纪法要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问题处于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我们就解决了，防止干部犯更大的错误，真正查处的是那些不收敛不收手的、极少数的腐败分子。
五是权力监督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权力监督方式可能比较单一，经过40年的探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把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视监督和派驻监督结合起来。比如，在纪律监督方面，有些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从好同志演变为阶下囚之间的这个过程，教育、监督、管理都没跟上，有空白。现在通过运用“四种形态”，就填补了这个空白。比如，监察监督，以前行政监察主要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现在扩大到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对象全覆盖了。再比如，向党的工作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等）派驻纪检组，派驻监督也实现了全覆盖。巡视也做到了横向、纵向全覆盖，建立起中央、省、市、县四级巡视巡察工作体系，上下连通为一个监督网。这四个全覆盖，把过去的一些监督空白填上了，比过去更严了，意义深远。
六是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发生深刻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制定修订100多部党内法规，占现行党内法规制度的一半以上。特别是出台或修订一些关键性、基础性的法规，我把它概括为：一部党章、两个准则、四个条例。两个准则，一个是《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四个条例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特别是两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这些年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违纪行为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都规范起来了，进一步强化了政治纪律要求。
从中央纪委恢复重建以来的历程看，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创新发展，深刻反映了我们党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这也是个永远在路上的进程。
⑯刁锐：在实践中摸爬滚打，摸索前行
刁锐，男，汉族，1949年5月生，安徽人，197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12月进入监察部工作，先后在监察部五司、中央纪委七室、香港中联办纪检组监察室工作，2011年4月退休。
我的履历很简单，从1982年转业到机械工业部纪检组开始，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做纪检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一线从事纪律检查工作。
30年里记忆最深刻的是厦门远华案 |
在漫长的岁月中，厦门远华案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这个案子涉案金额之巨、涉及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厦门远华集团于1994年成立，到1999年案发，从事走私犯罪活动达5年之久，走私货物总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额人民币300亿元，合计造成国家损失830亿元，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一起经济犯罪案件。
1999年4月，海关总署纪检组、监察局收到一封长达74页的检举信，揭发厦门远华走私犯罪集团利用各种手段走私数百亿元货物。4月20日，根据中央领导批示，中纪委监察部成立“4•20专案组”，会同海关总署、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央金融工委、国家税务总局等单位调集专门力量，对厦门特大走私案展开全面调查。这个案件查的时间很长，我在这个调查组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后来，本案共审查涉案人员600多人，有近30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因职务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近150人。1999年逃亡加拿大的主犯赖昌星，后于2011年7月被遣返回国。2012年5月18日，赖昌星终于认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远华案的成功查办，一方面靠的是中纪委监察部周密的组织协调，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严厉查处腐败分子、坚决惩治贪腐的坚定决心。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的查处，严惩了一批隐藏在海关内部的犯罪分子，促进海关完善法规制度，进一步加强管理和警示教育。1999年中国海关税收首次突破1000亿元，达到1591亿元，增幅高达80.8%。2000年海关税收跃上2000亿元新台阶，达到2242亿元。2003年海关税收完成3711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这些大幅增长的数字背后当然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结果，同时党和政府果断打击走私、遏制腐败也是一个重要的积极因素。
老领导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身 |
在中央纪委机关工作的岁月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领导同志身先士卒、以上率下、亲力亲为。比如，调查厦门远华案，何勇同志是领导小组组长，他每天日程都很满，不可能长时间留在厦门处理相关事务。于是，他每个月都会利用一个周末专程到厦门连续工作几天，听取各专案小组汇报情况并安排布置工作。有时案件遇到重要节点，他会及时赶到一线，会同公安、海关等部门的同志分析、研究案情，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干以胜、吴定富等领导同志深入前线，一直与我们吃住在一起，制定方案、组织协调，排除各种障碍，亲自与重点审查对象谈话。我想，若没有他们这样的工作态度，若没有他们这样以身作则、同甘共苦，很多问题很难解决，或者说不能及时得到解决。
中央纪委副书记刘丽英同志带领同志们办的几个案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黑龙江韩桂芝案，并不是说处理了韩桂芝，工作就结束了，刘丽英同志组织队伍循着线索深入挖下去，根据涉案人员不同的情况作了严肃处理。通过这起案件，举一反三，同时也摸清了黑龙江干部队伍的底数，摸清了当地政治生态。与之相同的还有辽宁慕马案、河北李真案，这些都是中纪委案件检查工作中非常经典的案例。疾恶如仇，不放过任何可疑线索，一查到底，是刘丽英同志一贯的风格，实在是令人敬佩。
我们跟着王德瑛副书记办理案件是非常痛快的。为了工作，王德瑛同志能拍桌子批评我们，毫不留情。但我们服气，确实是我们犯了错误，或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通过几次批评，我觉得自己成长了，心里是由衷地感激和高兴，王德瑛同志是为了工作，是在帮助我们尽快改正，尽快成长。
中央纪委监察部老领导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我，我学到了很多，真是终身受益。
努力在实践中摸爬滚打，摸索前行 |
我们的工作也不都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并不是说我们一拍桌子，调查对象就能主动说清问题，要靠证据、靠事实、他才会配合。取证也一样，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取到，也不是所有涉及的人都能如实提供。调查人员都得动脑筋想办法，不断在实践中充实和提高自己。
刘丽英同志说过办案就得“板上钉钉还带拐弯”。领导这么手把手地教我们，我们也都这么带下属。要实事求是，把案件办扎实，办成铁案。
我们在调查胡长清案时，调查后期，除发现经济问题外，还发现他与党离心离德，办了两本假护照。我们就此问题找他谈话核实，谈话中他承认托人用假护照办了去新加坡的签证。但我们找到的两本假护照，都没有去新加坡的签证，其中一本有马来西亚的签证。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找到“第三本护照”，我又找他谈话，让他交出有新加坡签证的那本护照。他看了看两本护照，指着有马来西亚签证那本说“就是这本”。我感到很奇怪，对他说，你是北大毕业的，怎么连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英文签证也分不清？他很尴尬，含含糊糊，跟我们打哈哈。我觉得不对劲，把他的档案原件调来，结果发现，他档案里函授的北大毕业证和北大法学学士证全是假的。
有一次，我与一个被关押的涉案对象谈话。我无意识地说“今天请你谈谈什么什么事情”，他就愣了，一会儿眼圈红了，哭了起来。他说，我到监狱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有人谈话用“请”。他就觉得我对待他不一样，接着就把我要了解的事情全如实说了。
我用了个“请”字，是平时说话的习惯，他当时一愣，我还以为是自己在这个场合用词不当，没想到却无意中触动了对方的神经，感动了他，起到意外效果。这件事启发了我，我就注意看一些有关心理学和审讯方面的书籍，不断充实自己，与调查对象谈话前要做好功课，包括了解、掌握谈话对象的心态，努力寻找开启对方心门的钥匙。
我出生后没几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以我是名副其实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对党的感情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我在工作中，看到党的队伍里出现了一些问题，真是痛心啊！我就希望我们党好，做纪检工作是给党的肌体挖蛀虫，是为了让我们的党更加健康，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职责所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⑳王才明：努力搞好后勤保障，同志们才能安心干好工作
王才明，男，汉族，1940年4月生，江苏人，196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7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先后在监察部行政司、中央纪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2001年3月退休。
我来自江苏农村，小时候家里非常贫穷，5岁开始就四处讨饭吃。1959年1月，我参军成了一名铁道兵，在部队从一名普通的战士干到团长。1984年部队整建制转到铁道部，我就到了中铁十六工程局第一工程处。监察部组建成立初期，我调到了监察部行政司。1993年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行政司改为机关事务管理局，我任副局长，一直干到2001年3月退休。
当时分管后勤工作的部领导对我们行政司的同志讲，监察部新成立是一张白纸，行政司也是新成立，同样也是一张白纸。你们行政司这张白纸对于监察部这一整张白纸来说相当重要，行政司要努力在自己这张白纸画出美丽的图案，这是要付出心血汗水、付出努力的。当时监察部刚刚组建，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工作确实十分重要。
监察部最早的办公地点在北三环附近，旁边是一个大的蔬菜批发市场，周边环境又脏又乱。很多货车、三轮车、平板车堵在路上，我们的车子想进来都很费劲。有时早上的班车就堵在路口，实在进不来，同志们就下来走到办公室上班。监察部院子的地势也很低，一下大雨就汪洋一片,大家来上班走到门口，得搭跳板才能进办公楼里。我们后勤的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就冒着雨脱了鞋，站在那抽水，再去下水道井口那儿放水。
办公室也很紧张，很小的房间，两三个人一个办公室。部长和秘书是个套间，部长在里面，秘书在外面。部长就是一张不大的桌子办公，旁边能搭一个小床铺，晚上加班能休息一下。春节单位聚餐，食堂也没有地方，大家都是把饭菜打回去，桌椅拼在一起，一块吃吃就算聚餐了。
行政司设了5个处，生活处、财务处、基建处、行政处、保卫处，还有办公室和车队。行政司的同志们来自四面八方，大多文化水平都不太高，但也是经过组织人事部门认真考察过的。首先就是政治可靠，还要吃苦耐劳，有适应工作的能力。我小时候在农村没上过学，当兵后，部队办了3年夜校，我坚持了3年夜校学习，最后文化水平达到初中，在当时还算是可以。监察部干部处处长去我原单位考察的时候，原单位的局长找我谈话，我说我原来一直就在基层，这新工作也不知能不能干好。局长就说，反正你这个人挺能干活，我看你能去，去那儿的生活处，一定要把生活的事给干好。
我们干好行政后勤工作，就是要帮大家解决后顾之忧，让机关的干部都能全身心投入到反腐倡廉工作中去。生活处，就是搞生活的，负责食堂、生活福利这一块。基建处解决办公用房，搞改造，搞扩建，还要负责为干部职工解决住房。财务处就是管钱，管发工资和报销费用。行政处管得可多，桌椅板凳、茶几柜子、办公用品等。那会儿条件落后，都是普通的木头桌椅，沙发不多，都是布的。办公用品也是受限制的，不能随随便便用，笔也好，纸也好，都要按规定来。办公经费实行包干制，一个部门今年需要多少钱，就按这个采购。一年就这些，多了没有，结余了会给予奖励。保卫处就是负责领导和机关安全还有集体宿舍的安全，那时来的大学生都住集体宿舍。
当年大家的工资比较低，发工资也不像现在这么简单，往卡里一打就完事了。每月要发工资时，行政司财务处就得派人派车去银行取钱，把钱拉回来，在办公室里分，把工资分着装好以后，各个室的办公室主任去拿。拿回来以后，按人头装信封，都是现金。所以去银行取钱的时候还得带两个保卫人员，怕不安全。
行政生活经费国家给得不多，其实是不够的，做好生活服务保障不容易，经常捉襟见肘。我就常常想，生活处的工作要想做好，首先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大家认识要提高，努力做好后勤保障意义很大。同志们在生活方面能够比较顺心，才能做好工作。第二个就要让大家吃好。当时伙食上的经费很紧张，实行饭票制，吃多少买多少。早上一般就是普通的馒头、咸菜，中午两个菜，晚上基本上没有炒菜，那些大学生和晚上值班的同志就凑合吃点。尽管条件简陋，我们每天都竭尽所能换着花样满足大家。还成立伙食委员会，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征求大家意见，提出解决办法。大家还是很能理解的，也没有什么怨言。第三个凡事精打细算。监察部一共有20多辆公务用车，实行公里票制度，一个室按期发一定公里数的票，用一次车，就按公里数给司机。全年是定额的，如果超了原则上是不补的，结余了给予奖励。我们尽量节约用车，外出公干尽量顺路搭车，两三个人搭一部车，大家也都觉得很正常。后来，国家经济形势逐渐好起来，给机关拨的经费也比以前多了，行政和生活上的费用基本都能保证了。
我们机关事务管理局，还有项工作任务就是扶贫，包括解决贫困地方基层监察机关的办公设备问题。我们每年组织下去调研一次。我曾去广西和广东调研，有的地方基层成立监察局，连台电脑都没有，到乡镇下去调查，就骑自行车。我们调研回来，就去向财政部汇报，申请了一些扶贫款，解决了基层不少实际困难。
干好后勤工作，我的体会就是要有“三心”，有责任心，有热心，还要实心实意为大家解决问题。那些年，我们后勤工作经常受到表扬，部里其他部门的同志大多是大学生，有文化、有水平，他们能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要求也不高，觉得我们都尽力了，基本没什么意见。说实话，一线的同志比我们后勤人员辛苦多了，有的24小时都不睡觉加班工作，有的上了大案要案半年回不了家。我们上班大部分时间早上来，晚上回去，比较有规律。所以我们都尽量互相理解。
我们能够做好这些工作，主要是因为党支部比较团结，真正做到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支部是关键、是堡垒、是战斗集体，共产党员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干工作一丝不苟，大家跟着学。同时，抓队伍奖罚严明，该批评批评，该表扬表扬，好的作风就发扬，差的就纠正，工作才能更好开展。还有就是多向领导请示汇报，请领导多指示多帮助，指明方向。有了领导的指导、同志们的支持，再难的工作也会做好的。
㉑毛绳墨：要把机关好作风传承下去
毛绳墨，男，汉族，1935年8月生，浙江人，195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9月进入监察部工作，先后在监察部信访局、中央纪委信访室工作，1996年3月退休。
我今年83岁，曾干了几十年信访工作，亲身参与了监察部信访举报中心的筹建，经历了中央纪委、监察部的合署。那些珍贵的记忆，在我的内心深处永远熠熠生辉。
“没有大上访的解决，国家怎么安定下来搞建设?”
我始终忘不了40年前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盛大的场面，但作为一个专门做信访工作的同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整个社会千疮百孔，积压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胡耀邦同志对平反冤假错案非常重视。我记得，他在那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讲，当前的任务就是平反冤假错案，要稳定社会秩序，因为马上党就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了。
这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后，反映问题的干部群众逐渐增多，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快速增加，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达到一个高潮。当时，国家要开始搞经济建设了，广大干部群众满怀热忱，都希望能解决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以饱满的干劲和崭新的姿态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
中办、国办和中央纪委是当时上访人员最集中的3个地方，高峰时平均每天来上访的干部群众有一千五六百人。我当时在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工作，具体任务就是负责管理安排到北京的上访人员的住宿，管他们的生活问题。彼时，中央纪委刚刚恢复，信访室还没有什么力量，都是从其他部门借调的人。在中央纪委工作的老同志，都有那么一段经历，差不多每个人都做过信访工作，都接待过群众，大家轮流去。
尽管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是忘不掉那一波上访潮。最高峰时，北京每天住的上访群众，有一万多人。为了安排这一万多上访群众，政府在北京建设了6个上访人员接济站，分布在东城、西城、崇文、丰台等区。永定门车站旁边的是最大的，叫永定门接济站，这些接济站都是用活动房搭起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尽管“问题如山，困难如山，麻烦如山”，但还是要下气力把问题解决好。几年时间里，我一直在接待上访群众的一线，一个接济站一个接济站地跑，一个人一个人地谈，一件事儿一件事儿地落实，用扎扎实实、细致入微的工作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
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持续了3年左右时间，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对各种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大力落实干部政策，不仅弄清了一大批人的历史功过是非，而且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公道待人的优良传统，这对于医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促进安定团结，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以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恢复和发扬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起到了巨大作用，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白手起家的监察部信访局
1987年7月的一天，我正在休假，突然接到了国务院办公厅人事部门的电话。来电的同志说：“组织决定推荐你去监察部！”我匆忙结束休假返回单位，人事局的领导马上找我谈话。
“绳墨同志，监察部组织机构方案里要设一个信访局，现在涉及党风党纪问题的检举控告以及反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中的问题的信访比较多，领导很重视，指示要加强信访工作。这个信访局可是中央国家机关的部委里面第一个办理信访业务的局级单位。考虑到你的工作经历和特长，组织上准备派你去参加筹建这个信访局，怎么样？想不想去？有没有信心？”
我愣了一下，马上说道：“行啊，我去！”
不久之后，我就来到刚刚组建的监察部报到。
1987年9月，我和另外一个处长带着部里拨付的8万元经费，开始了“白手起家”。没有人，我们就从“老东家”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信访局精挑细选了一批干部，组成了一支16个人的信访队伍。从处长到科长，有负责接访的，有负责办信的，还有从事行政的，各个环节的人员就都全了。没有办公室，信访局把办公地点暂时安置在了国办信访局招待所的一栋房子里。没有办公用品，那就分头准备。“你原来是干什么的，就把原来的那摊东西带过来。”我当时是这么对这些同志说，“ 包括登记表、卡片等办公用品，大家都带过来吧”。
摊子就这样支起来了。从解决积压了几麻袋的旧信开始，到逐渐处理新来的信件，一点点摸着石头过河，信访局的运转逐渐步入正轨。
全国闻名的举报电话
1988年春季的一天，监察部副部长刘鸣九找到我，说：“老毛，你知道举报中心吗？”
我被问蒙了，回答说：“没听说，我搞信访这么多年，没听说有什么举报中心。”
刘部长说：“我跟你说啊，中央定了，监察部也要搞个举报中心。检察院就有！走，我带你去检察院看看。”他当即拉着我去最高检调研。
到了最高检，张思卿副检察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我问道：“我们有揭发、检举、控告等，但是从没听说过举报中心。”
张检察长笑着说：“咱们内地是没有，这个词是从广东话里来的。香港有个廉政公署，香港的举报中心由廉政公署直接管理，处理腐败问题线索、查办案件效率都很高。”
从最高检“取经”后不久，监察部就专门开会研究了这个问题，决定成立举报中心。
1988年6月，中央发布《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明确提出在各级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设立举报中心，以及时揭露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贿赂、贪污、偷税、抗税、挪用公款、出卖国家秘密以及其他违法违纪行为。
6月到8月初，监察部先在北京市东城区进行举报中心试点，认为切实可行。8月4日，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将筹备成立举报中心，并公布监察部举报电话“2025391”。
8月6日清早，我刚踏进信访局的办公室，一位同志就兴冲冲地举着一份报纸跑过来，说：“毛局，您看，这是今天的《人民日报》，刊头旁边就是咱们的举报电话号码！”我接过报纸，看了看说：“哟，还挺轰动的嘛。赶快通知大家做好接电话的准备。”
接连几天，各大报纸头版都登出了“监察部开通举报电话”的消息，迅速在全国引起了轰动。监察部举报电话随即一天到晚响个不停。于是，我们专门派了6个同志，24小时轮流值班，每天差不多接100多个电话。
不少媒体得到消息要来采访。不但有国内的各大媒体，还有几家外国媒体，如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的媒体都要来采访。能不能接受采访，能不能讲举报电话的内容？监察部领导同志指示，除了涉案对象和具体案情不能讲以外，其他情况都可以公布，接到多少电话、大体什么内容、处理几个案子都可以公布。
在处理举报电话反映问题的基础上，举报中心逐步总结出“案情单一、线索清楚、时间紧急、易查易结”的16字查办原则。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到了1989年全国监察机关举报工作会议召开，进一步明确了举报工作要围绕机关的中心任务，扩大问题线索来源，最大限度地收集信息，还要不断创新手段、扩展信息渠道。
此后，监察部还创立了特邀监察员制度。各民主党派推荐了一些知名人士作为特邀监察员，由信访局负责联系。每过一段时间，都会邀请特邀监察员来开会，谈谈工作。他们给信访局提供了不少线索，都上报给监察部领导，该查就查。同时，信访局与各大报社建立了日常联系，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制日报》等，都有来信摘编，他们把一些人民群众来信材料也给信访局一份。从这些来信中，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不少线索，把这些信息通过综合简报形式，提供给部领导和有关司局。
让力量更强大的“合署办公”
1993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前，监察部信访局与中纪委信访室也有一些交流、联系与合作。浙江省某县有一个国营企业厂长兼党委书记，购买材料过程中浪费国家财产，被3个举报人举报。这个厂长得知消息后，就打击报复举报人，故意把他们下放车间劳动。举报人后来反映到监察部举报中心和中央纪委信访室。我就找到中央纪委信访室商量，一起派人到浙江去查。后来，查实问题确实存在，浙江省纪委、监察厅就把这个厂长给双撤，撤销党内职务和行政职务。
1993年1月，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合署办公。不少同志都说，合署办公可以形成合力，解决问题更快一些。1993年8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并重新公布了举报电话。
合署办公后，全国共有2657个县级纪检监察单位设置了信访机构，占全国县级单位的93.3%，县级专职信访干部7625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领导和信访干部积极鼓励、支持、引导和保护群众对违纪违法行为的举报，举报数量和质量都不断提高。
中央纪委派出的第一批“巡视小组”
1996年3月，中央纪委根据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关于派出“巡视小组”的要求，制定了巡视制度试行办法，并据此派出两批巡视组，赴广西、四川、辽宁、煤炭部开展巡视工作。
那时的巡视组包括组长、副组长在内，一共6个人。巡视组通过旁听常委会、个别谈话、查阅资料等方式，很快发现了一些问题。
组员们经过几番谈话，相互讨论情况说：“表面上一片叫好，背后是不是真这样呢？基层情况怎样？”
去过基层的同志赶忙说：“我们考察农民收入情况，入户后发现，农民拿着小纸条念，问他们问题时却一概不知。”
巡视组几个同志一商量， 认为要想方设法了解真实情况，最后组长跟大家说：“我们随机选择农户进去问，这才问得出真实情况。”事实果真如此，深入到基层，真实的情况自然也就摸了上来。
这次巡视具有试点的意义，各巡视组根据具体情况总结经验、分析不足，分别撰写了报告，为后来的巡视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议，比如巡视组成员构成要丰富和扩大；巡视组下去不要光听汇报，要想办法多接触基层群众；被巡视单位安排的日程可以改变；等等。
1996年，我退休离开了纪检监察工作岗位，临别之际，我跟年轻同志说——
“中央纪委的优良作风要薪火相传，要老同志一代代地教，年轻同志一代代地学，把好作风、好纪律传承下去……”
㉒刘文元：把人生交给纪检监察事业
刘文元，男，汉族，1941年1月生，河南人，196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12月进入监察部工作，先后在监察部干部局、中央纪委宣教室、北京培训中心、三室工作，2001年8月退休。
1965年8月，我从郑州大学政治系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工程兵科学研究设计院政治部工作，后来设计院划给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改称解放军第十八设计院。
1987年7月，监察部正式组建。我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感到这个部门很重要，就有了转业去那儿工作的想法。但其实当时连监察部在哪儿都不知道。我想，我和纪检监察工作，大概有冥冥中的缘分吧。
创建北培和杭培
我到监察部后，一开始先在干部局工作，任办公室副主任。由于监察部刚刚组建，大家对行政监察工作不熟悉，我们先抓干部培训，力争把全国地市以上监察局长培训一遍。第一期班从1988年6月份开始办，是试验性质，时间比较短，地址选在南湖渠国防科委九院的一个招待所，条件很差，但便宜，两个学员住一个房间，房费大概一晚上4.5元。当时办培训班，实行军事化管理，10点钟准时吹哨熄灯。看哪个房间还亮着灯，我就一个一个地敲门，管理是很严格的。
第二期是1988年8月份开始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前后差不多4个月。在这期间，我们与中国政法大学联合编辑出版了一套教材，包括《经济合同法》《行政诉讼法》《行政监察概论》和《监察史》。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之前，培训班一共办了28期，大概培训了3000多名监察局长，从省一级到县一级都有。监察部领导对培训班很重视，每期都去讲话并同学员合影留念，有时还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
这个培训班举办得比较及时，覆盖面也广，全国各省区市都派员参加，对整个监察系统干部素质的提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学员大都身处重要岗位和工作一线，经过培训对工作就有了一些基本的思路和想法，对做好本地区的监察工作，影响是深远的。
第一期培训班结束后，我们也很想听听大家的反映和意见建议，我就和办公厅一位同志到浙江省监察厅开座谈会，征求意见。时任浙江省监察厅副厅长张镇平(原是浙江大学副校长)说监察机构刚刚组建，监察干部普遍缺乏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浙江大学依山傍水，师资力量很强，教学实力丰厚，监察部可以考虑在浙江办个培训中心。他还把浙江大学的副校长、教务主任一起请来，开了一个座谈会，大家提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回来后，我们就把这个情况和意见写了一个调研报告，部领导研究后同意。经过紧张筹备，监察部杭州培训中心1990年4月正式开始办班。
北京培训中心比杭州培训中心建得早,但当时培训工作存在不少困难，一是没有自己的专职教员，要请高等院校老师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及有关处室领导讲课，这要提前聘请，还要为他们提供有关资料。二是没地方，办班基本处于打游击状态，刚开始在望京一个地方，后来到北京市委党校。但市委党校有自己的班，我们要用教室得提前协调，非常麻烦，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就盘算着找一个固定的地方，建设自己的培训中心。后来选中大兴县一块地，大约有30亩。对于北培的建设，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很重视，专门开会进行研究，并请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位年轻设计师进行设计。1996年3月，北培建好了。硬件搞好了，服务也得跟上，当时提出培训中心的服务宗旨是“八字方针”：热情诚恳、周到细致。
在培训内容上，也是与时俱进的。改革开放以后，外资进来了，涉外经济发展了，外商独资与外商合资企业大大增多。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就组织纪检监察干部学习经济法和涉外方面的法律。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我们特别突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基本知识培训，如1994年举办了“证券基础知识培训班”、1995年举办了“房地产及工程承包基础知识培训班”、1996 年举办了“金融基础知识培训班”和“国有资产管理基础知识培训班”、1997年举办了“会计专业知识培训班”等。我体会，培训工作必须跟着党的要求和工作的需求走。
调查也是提醒帮助
1997年2月，我离开培训中心到三室工作，担任副主任。三室主要联系科教文卫口的工作，联系单位有28个部委。
除了对违纪领导干部进行立案调查，有时我们也就一些群众反映的问题跟干部谈话。我记得有人反映某个部的副部长收了一块劳力士手表，我们去找他核实问题。到了他办公室，我说我们收到一封举报信，说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收了一块劳力士手表。那位副部长感到很委屈，态度也很诚恳，说劳力士手表什么样我都没见过，更没有收过。我就让他写了一个说明材料，签上名字。其实，这也是一种提醒，有点类似现在讲的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还有某部委的一个领导，有人反映他收了一套高档家具，价值好几千块钱，在1998年那个时候算是比较贵的。我们找到他，他把发票拿来，并证明是自己出的钱。虽然反映的问题澄清了，但这次见面，对他来说也是个提醒。
我们还做一些日常监督工作。1998年，我随外交部有关同志去国外待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去了11个国家，主要检查使领馆管理情况。先是听汇报，再一个人一个人地谈话。总体来看，那个时候驻外机构管理是比较好的。我记得中国驻北爱尔兰总领事是个女同志，她打私人电话从来不用公家电话，都是自费。这个给我印象很深。
主动申请去扶贫
2000年2月，我主动报名到河南开展扶贫工作，挂任驻马店地委副书记。我们那批去了12个人，分在6个县，每县2人，我带着一个年轻同志在平舆县蹲点。
后来，驻马店地委领导说，你这个地委副书记，老在一个县不行，得到地委办公。后来就在驻马店地委办公楼又给我腾出一间房来，还配上了沙发等家具。我一看，说这不行，地委机关办公条件这么紧张，不能再给我弄一间房子。后来，我就没有去那儿办公。
扶贫期间，我们帮扶的6个国家级贫困县我都走遍了，对每个县扶贫工作的重点是什么、抓什么，我都跟他们提出来。我的扶贫工作还未期满，于2000年12月即被任命为机关扶贫办主任，2001年8月退休后，又被返聘为机关扶贫办主任。
2004年我们的扶贫点从河南撤出，准备到陕甘宁地区扶贫。和国务院扶贫办商量，他们说陕甘宁地区的国家级贫困县，已经有对口扶贫单位，建议我们去云贵川地区，我们选择了四川省。四川省那时有54个国家级贫困县，还有7个县没有定点扶贫单位。按照委领导同志指示，选两个临近的贫困县。于是我循着地图找，最后落在了马边和甘洛两个县。报到国务院扶贫办，同意了。现在委机关每年还都坚持派干部去这两个县扶贫，工作也是开展得有声有色。
我感觉纪检监察工作太重要了，我们要早日实现中国梦，就需要纪检监察工作作保障。我们是党之利剑，人民之卫士。我非常热爱这份工作，我的个人命运和人生价值与中央纪委监察部连在一起，与纪检监察事业紧紧连在一起。
㉓毛祚策：模范的言行就是无声的号令
毛祚策，男，汉族，1944年6月生，福建人，196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11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长期在办公厅工作，2008年7月退休。
我是1980年中央纪委恢复重建刚刚一年多的时间，来到中央纪委机关工作的。开始是在办公厅做机要工作。1988年组织安排我担任中央纪委原常务书记韩光同志秘书，直到2008年韩光同志去世，我在他身边工作了20年。这20年的时光让我从韩光同志身上学到了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宝贵品质。这些宝贵的品质也是我们党的财富，应该被广大党员干部了解、珍惜、学习和发扬。
始终心系党的事业、心系人民群众
韩光同志是老革命，1929年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31年4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战时期，曾在东北抗日联军做政治工作，与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等一道开展武装斗争。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
组织安排我去做韩光同志秘书的时候，他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当时，我个人是不太想去的，主要考虑到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怕做不好，但领导和同志们都鼓励我，我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韩光同志退下来后，仍然心系党的事业，心系人民群众。他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就如何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多次向党中央、中央纪委和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比如，20世纪90年代他到黑龙江曾经工作过的一些地方搞调研。当时，中国南方省市改革开放兴起热潮，他非常关注。经过调研，他认为黑龙江的黑河、漠河等边境城市也可以搞对外开放，于是向中央写报告汇报了自己实地调研的情况。1992年3月，国务院批准黑龙江省的黑河、绥芬河和吉林省的珲春、内蒙古的满洲里等4个城市为中国首批沿边对外开放城市。黑龙江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包括下岗职工的问题、冬季煤炭供应的问题、财政紧张等等，韩光同志在了解情况后向中央报告，为基层群众解决燃眉之急。
韩光同志还曾经说过，越是开放、越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就越要从严治党。因为改革开放后一些地方富裕起来了，党员领导干部面临更多更大的诱惑，一些人就想通过走歪路、搞贿赂那一套取得更大利益，所以在这些地方，就更要有警惕性。韩光同志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外出调研很喜欢深入群众家里，不提前打招呼，走到哪就随便去看看，了解真实的情况。他八九十岁时身体不太好了，还有很多群众向他反映问题，一些记者也找他，他都没有架子，跟群众之间也没有距离。
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韩光同志生活上非常朴素。他担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的时候，组织给他分配了一套位置好、面积大的房子，但他却执意不肯搬进去，把房子让给了另外两位同志合居，解决了他们两家人的住房问题，而他和家人一直住在原来不大的旧房子里。家里的家具摆设都是80年代的旧家具，到最后他去世时也基本没有更换。机关离退休干部局的领导去看望他时，看到家里如此“寒酸”，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说要给他换换家具，但韩光同志却说，能用就不必换。后来，沙发扶手一碰就要掉下来，他这才勉强换了一个布沙发。
他在饮食上也很简单，毫不讲究。大儿子隔一段时间给他买一些鱼，就冻在冰箱里，每天吃一小块，一天三顿饭，再搭配一点蔬菜，加上点大蒜、萝卜就算打发过去了。出差在外时，他也要求吃简单的工作餐，不搞山珍海味、大吃大喝，常告诫身边同志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韩光同志对配偶子女要求很严格。他的夫人是新四军的老干部，但韩光同志的公务用车从不给家人私用。韩光只有一个孙子，在深圳一家宾馆里面开汽车，做驾驶员。有一次韩光外出到深圳，他孙子就找来对他说：“爷爷，你给我调调工作吧。”韩光马上就说：“你不要这山看着那山高，在一个地方就好好工作。”还指着我，对我说：“你可别背着我给他找工作啊。”
很多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曾多次在不同场合与韩光同志见面握手并谈话，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合影照片，他都嘱咐人收好，不要随意给他的子女拿去摆放。后来，有出版社准备出版《韩光文集》，黑龙江省党史研究室收集了很多他跟领导同志的照片，韩光看到后都让删掉了，仅留了一张与周恩来总理在大连交谈的照片。
始终对身边工作人员严格教育、严格要求
韩光同志对自身要求格外严格，但他却对身边的普通工作人员非常关爱。我在他身边工作期间，搬了3次家。每一次韩光同志都要到我家里去看看，说是为我的新居“添把火”。他活到96岁高龄，却从来不过寿，因为他一直记着毛主席说过的不要给党员祝寿过生日。我作为秘书，在他生日的时候，就做个蛋糕给他高兴一下，而他总是切了蛋糕，先给周边的工作人员送去，让大家吃。他对我们都很讲感情，很平易近人。我生病住院做手术，他不但嘱咐女儿一定要去医院看我，我做完手术的第二天他还亲自到病房里来看我。有个普通干部因病去世，韩光同志还亲自去八宝山参加了她的遗体告别仪式。
韩光同志经常讲廉政故事教育我们。比如，他曾经讲过东晋时期吴隐之饮贪泉而不贪的故事，教育我们要从内在注意思想修养，对自己严格自律，不能“在河边走湿了鞋”。过去这么多年了，他讲的故事我依然深深记在心里，一直影响着我，也警醒着我。
韩光同志退居二线以后，还是有人来找他“上访”，他愿意接待了解情况，但要求必须在办公室里谈，不能去家里，也绝不接受对方赠送的财物。他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单位的一些文件、材料，也从来都是在办公室阅读，不会带回家。韩光同志的一举一动，为其他同志作出了表率。模范的言行就是无声的号令。我们在他身边工作，不由得深受他的影响。如果说我当年有一点点不廉洁、不自律的行为，可能早就被调换走了。当年，也有人拿着钱来找我办事，但我绝不会收，这是我必须坚守的底线。
韩光同志是2008年9月去世的，他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更加稳固、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幸福，人心凝聚、欣欣向荣、前景灿烂。这些年来，纪检监察工作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也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如果韩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能亲眼看到我们党和国家今天的伟大成就和崭新面貌，一定会非常欣慰！
㉕李雪勤：改革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李雪勤，男，汉族，1953年11月生，浙江人，197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8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先后在研究室、北京培训中心、办公厅工作，2016年7月退休。
我是1984年8月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纪委工作的。到中央纪委以后，主要从事理论、政策方面的研究工作。
从源头上反腐的三项制度改革
我有幸先后参加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3次党代会报告的起草和党章的修改工作，以及多次中央全会和中央纪委全会一些文件的起草工作。30多年来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我们的纪检监察工作也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进步的过程。
我刚到中央纪委机关工作的时候，刚好是改革开放不久，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但是说实话我们的办法并不是很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往往显得比较被动。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一件大事来抓。1993年8月，十四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反腐败斗争作为重点，建立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三项工作格局。这时候的反腐败工作就非常主动，而且每一年都在往前推进，一步一步滚动式地向前发展。
2000年7月，南京有几位老同志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反映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要引起足够重视。中央领导批示，要求中央有关部门抓紧研究，拿出对策。因为这个课题主要涉及中央纪委的工作，就由中央纪委承办。我们10多个人组成一个课题调研小组，在对40多份调查报告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撰写并向党中央呈送了《关于进一步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建议的报告》。这个调研报告一共有17条建议，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3条：第一条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第二条是财政制度改革，第三条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概括起来可以叫作权、钱、人三项制度改革。财政制度改革由财政部牵头组织落实，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由中组部牵头组织落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由于其他行政职能部门不便组织，就由监察部直接组织落实。这三项制度改革对症下药，深挖腐败的成因，抓到了根本上。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2002年，我有幸参加了党的十六大报告起草工作，分工时让我参加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部分的起草工作。当时觉得压力特别大，毕竟隔行如隔山。但这又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所以我就从政治学的基础概念开始学起，找了好多书，翻了好多资料，还从学术角度请教了几位专家，最终比较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应当说，经过这样比较大的工作历练，我对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就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起草党的十六大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时候，大家曾经为了两个问题进行过很集中的讨论。
第一个问题就是纪委要不要实行垂直领导。实际上很早以前就有不少同志对我们的反腐败工作体制有一些意见，比较集中的一点就是认为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不够，建议纪委实行垂直领导。在十六大党章修改的时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纪委确实应该垂直领导，这样有利于统一领导。另一种意见认为，实行垂直领导的条件还不成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如果实行垂直领导的话，就要修改党章。因为纪委是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如果垂直领导后纪委书记就要委派了。第二个就是从实行垂直领导的一些部门的工作实践看，有利有弊，没有垂直管理之前他们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地方党委政府会协调解决，垂直领导以后有些事情反而不方便解决了。第三个就是如果实行垂直领导，工作人员退休或者调动时都会碰到一些实际问题。权衡之后，十六大党章修改时就没有增加垂直领导方面的内容，后来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也都没有提垂直领导问题。党的十八大后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解决了之前那些反腐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真正实现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公职人员监察的全覆盖。
另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要不要由纪委来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党的十六大修改党章时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纪委的权力已经够大了，不应该再去强化组织协调这层意思。另一种意见认为，反腐败还是要有组织协调，这样在查办案件时可以减少阻力，容易开展工作。后来中央研究决定，还是由中央纪委来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并且写进了十六大党章。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由来
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是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根据我查的资料看，习近平同志早在浙江工作时就初步形成了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的设想。他说过：事前教育很重要，通过增强自身“免疫力”，让人不想腐败；事后处理也很重要，通过强化警示作用，让人不敢腐败；全过程监督更重要，通过严格制度规范，让人不能腐败。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明确讲了“三不”，就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把“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力度，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努力取得人民群众比较满意的进展和成效”，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主要任务的内容。这样“三不”机制的提法就作了调整，从“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变成了“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这样“三不”机制的提法又从“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调整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个“三不”机制，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推敲，直到最后才定型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成熟的、科学的提法，得到了全党一致的认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监察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监察机关叫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1954年9月，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国务院监察部，成为国务院的一个组成部门。1959年4月监察部被撤销，1987年又恢复成立。1993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监察部与中央纪委机关合署办公，机构列入国务院序列，编制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后，产生了国家监察委员会。纪委监委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加强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也是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20多年前，就有同志对我们的纪检监察体制提了不少意见，认为反腐败政出多门，缺乏统一领导。后来随着实践发展，其他方面的意见也越来越多。尤其是集中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纪委、监察机关、预防腐败局，还有检察院的反贪局等，都履行反腐败职能，“九龙治水”，很多事情统不起来。第二个就是对“两规”有不同意见，认为这是干涉人身自由。第三个就是监察部的行政监察如果要涵盖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等机关和部门，那和它的法律地位是不相称的。第四个是从检察院来讲，侦查权和批捕起诉权混在一起，实际上把法律执行权和监督权都统起来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也是有矛盾的。
所以监察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这个呼声由来已久。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这个问题。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把这项改革提出来，得到全党上下的一致拥护。现在，国家监察委员会已经成立，并且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实践证明，这项改革的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
文稿的生命力在于创新
我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文稿服务工作。我觉得搞文字工作很重要的两点，第一是要着眼大局，第二就是要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着眼大局，就是要将自己从事的工作放到全党全国的工作大局中去思考谋划，跟中央的精神和大政方针相联系、相挂钩，不能说我是给某个领导服务，只对某个人负责。而且，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实际上也是对领导同志负责。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也是从事政策研究和文稿服务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我们给领导同志起草文稿的时候，如果没有创新，那么文稿的生命力是会受到影响的。我觉得，这两者其实是辩证的关系，坚持大局的前提下要敢于创新，反过来创新又服务了大局。
比如，有一次，我们给中央领导同志起草关于政治规矩的讲话初稿，印象中我们党内没有系统阐述过什么是规矩。于是我们就查了很多资料，包括梳理领导同志过去的讲话，还有就是做了大量的调研，主要是研究典型案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针对性地画像，把政治规矩进行了具体化，同时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应该讲，这些办法还是管用的，稿子的很多内容后来也被领导同志采纳了。
㉖彭文耀：做好纪检工作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
彭文耀，男，汉族，1953年12月生，江苏人，197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12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先后在研究室、外事局、中央巡视组工作，2016年3月退休。
我是改革开放以后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第一批研究生，1981年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纪委机关工作，先后在研究室、外事局和中央巡视组任职。我刚进入中央纪委工作时才28岁，在机关工作了35年，一直到2016年退休。可以说，我见证了中纪委恢复重建以后的基本发展历程。
党政干部能不能购买股票
因为我是学法律的，又是研究生，当时中纪委干部室就把我分配到研究室。我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调研处，从普通工作人员到调研处处长，一干就是13年。这期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掀起了改革开放又一次高潮，改革开放继续朝着纵深发展。
1992年3月，中央纪委常委会交给研究室一项任务，让我们调研股份制、股票市场和党政干部能不能购买股票等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连贯的，经济继续放开，就需要搞股份制，有了股票要不要有股票市场？有了股票市场，老百姓可以买股票，那党政干部可不可以买？可以说当时的中央纪委常委会很敏锐，提前就关注到这个问题。说实在的，当时我们的干部对股份制、股票、股票市场和股票交易基本上是不了解的。所以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要摸清情况，做基本的知识普及，然后才能对党政干部能不能买股票提出意见建议。
接受这个任务后，我们放弃休息加班加点，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先后走访了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到北京、上海、深圳、海南等地的股份制试点企业、承销股票的证券公司和股票交易所，与专家学者、厂长经理、党政干部、工商界人士和职工座谈，开了几十场座谈会。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我们向中央纪委常委会报送了4期综合材料，还有一些参考材料，介绍了一些基本知识、政策规定、发展现状、观点争论等，对党员干部能否购买股票提出了我们的初步看法。我本人也在宣教室主编的参考资料上发表了《股份制、股票问题初探》这样一篇文章，阐述了个人看法。
总的来说，调研后我们认为股份制、股票交易是一种经济现象，出现问题也应该是政府部门通过立法和加强监管来解决，就是按照邓小平同志说的，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应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我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通过发挥好自己的职能，保证和促进其健康发展。关于党员干部能不能购买股票的问题，我们当时考虑，因为股份制和股票还在初始阶段，很多情况下股份制改制包括股票的价格都是党员干部参与决定的，这就不是一种纯粹的市场行为。因此，党政干部暂时不能买股票，不能参与股票交易。这个建议中央基本采纳了，也执行了。
后来就逐渐放开了，只要是正常买卖，不违规违法就可以。但是我们当初提出作这样一个限制性的规定，回过头来看还是正确的，确实有效地防止一些官员在企业改制和股票交易过程中谋取私利，产生腐败，为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作用。
十四大党章大大提高了纪委的权威性
1992年3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党章修改小组，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做准备，参与单位有中央纪委、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党校。我作为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参与具体工作。参与党章修改工作对我来讲收获还是挺大的，因为修改党章不光修改纪律和纪律审查部分，而是从总纲开始整个修改的，对党的整个历史、党章修改的历史、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历史都要作深入了解。这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历练。
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0月十四大胜利闭幕。在这过程中，修改小组在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述特别是1992年视察南方重要讲话的基础上，认真研究了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起草了党章（修正案）初稿，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多次讨论修改，在10月5日至9日召开的十三届九中全会讨论通过，决定提请党的十四大审议。10月18日，党的十四大通过了这个修正案。
这次党章修改增加了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进程的表述，反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及一系列方针都写进去了。这些修改意义非常重大。
涉及党的纪律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修改也有，比如第七章增写了一条明确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原来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中关于违犯政纪国法的党员受政纪或法律处理问题、向党外建议撤销党员党外职务问题，不属于党内问题和党纪处分，修正案将其删除。
特别是为了及时处理违犯党的纪律的党委成员、候补委员，修正案第四十条规定，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党委常委会对这类处分可以先作决定，然后由全会追认。第四十四条还规定，各级纪委发现同级党委委员有违纪行为，可以先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报同级党委批准，涉及常委的，经报同级党委后报上级纪委批准。因为党委委员是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如果对他的审查要通过代表大会批准的话，那就只能等五年一次，这对于及时查处违纪人员很不利，所以作出这样的修改是很合理的。
这些涉及工作程序的修改，看似只是一个先处理后追认、先初核再报批的程序问题，实际上大大提高了纪委的权威性和工作时效性。把这些内容写进党章，用党的最高法规加以规范，无疑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纪检监察机关顺利开展工作、发挥应有作用提供了重要保障。
9年外事生涯
中纪委原来没有独立的外事机构，1993年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后，根据工作需要成立中央纪委监察部外事局。外事局成立以后，就是中央纪委监察部有了对外交往权，具体来说就是可以直接向中央外办报出访或者接待的文件，而之前需要通过中联部。另一个就是作为内设机构，有了正式的人员编制，开展工作更方便了。
我是1994年到的外事局，刚开始几个副书记出访越南、老挝等国家，我都陪同过。我陪过陈作霖副书记去老挝、越南访问，那时候他们没有改革开放，完全就是自然风光，工业建设基本上没有。住宿条件特别差，宾馆里面都有蚂蚁。但是那时候人与人之间关系还是亲切的，也非常真诚。我记得陈作霖同志在老挝的时候给他们作报告，就在茅棚子搭的会场里头，底下鸦雀无声，大家听得特别认真。
到外事局之后我参与组织的第一个多边活动，也是外事局成立以后的重要外事活动，就是1995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监察部共同举办的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当时来自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名政府官员、法官、检察官、律师和专家学者等参加大会。江泽民同志会见了参会代表。虽然各国反腐败体制不同，但是我们利用这个场合，密切了我们和外国反腐败机构的关系。这次大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我们国家的反腐败工作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影响，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在参与的众多外事活动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2001年5月，时任监察部副部长干以胜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二届政府间反腐倡廉论坛。中国代表团由监察部、外交部、海关总署、上海市监察委员会和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澳门特区政府廉政公署的代表共同组成。我当时是外事局局长，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是请人来，这次是我们走出去，主动向国际社会发声，就反腐倡廉阐发我们的观点和经验。干以胜同志第一个发言，得到与会代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好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多边活动。
巡视利剑就是要有强大的震慑力
我在外事局当了五年的副局长，四年的局长，2003年借调到境外工作了一段时间。2009年重新回到中纪委以后，就在中央巡视组工作，到2016年退休，先后大概巡视了十几个企业和地方等单位。
参加巡视工作，作为一名巡视干部，我认为首先要做到正人先正己，要有一身正气。有了正气，那就有了底气，肯定是心里踏踏实实的，敢于秉公执纪，敢于碰硬，敢于坚持原则。真正的腐败分子对巡视是害怕的，一听见中央巡视组进驻了之后，腿也软心也慌，就是心理素质再好，也能看出点苗头来。
有一次我在巡视的过程中，根据掌握的情况和一个领导干部谈话。谈话开始前，我按照规定，向他讲了有关政策，让他如实讲他的问题，他马上满头大汗。他过去做过纪检工作，按理说心理素质应该很好，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自己心虚，已经被强大的震慑作用给镇住了。我说你讲吧，珍惜组织给你的机会。他就说具体的你们都了解了，他（一个商人）给我送过东西，你不要都不成，往你家里一放就跑，我追都追不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礼品，就是装饰品、摆件这些。我说你说一些实质性的。他在那想半天，实际是在思想斗争，因为怕一说出来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不说出来也可能没事，但是党的政策是主动坦白和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处理，他心里很清楚。最后他还是主动交代了他的主要违纪违法事实。
我在中纪委机关工作了35年。我觉得，在恢复重建以后，和新中国成立之后、改革开放以前的工作确实不一样，有好多工作是过去没有做过的，需要摸索、需要总结。回过头来看，有一些工作可能不那么完美、那么完善，但是一边干，一边总结提高，是非常有意义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工作进入新时代，离不开这几十年的不断摸索实践，因为这是一个延续的、永远在路上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努力。
㉗任爱军：出发前，女儿嘱咐我千万别做贪官
任爱军，男，汉族，1954年6月生，北京人，197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5月进入监察部工作，先后在监察部办公厅、监察综合室、中央第五巡视组工作，2017年1月退休。
从1988年到监察部工作，一直到在巡视组退休，我前前后后在纪检监察战线工作了近30年。退休的时候，我也想多保留一些几十年来工作中的记忆，但是出于遵守中央纪委的保密纪律要求，有些事情需要忘掉，这真有些矛盾。本来我还想留点工作笔记，包括总结的一些工作方法、办案谈话技巧等，想给以后的同志留点东西。但是又怕这些东西违反规定，所以退休的时候就把这些资料统统销毁了。笔记本可以销毁，但脑子里边的一些印象深刻的东西却无法销毁。这些老故事烙印在我脑子里，真是忘不掉。
从机要文件运转到
维多利亚港边的“秘密”谈话
我是1986年12月从部队转业，1988年5月被选调到监察部工作的，先是在办公厅干机要工作。这一干就是将近18年，从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再到副处长、处长，一直都在这个岗位上。
机要岗位虽然很平凡，但是责任很重大，首先要对党绝对忠诚，然后就是细致、认真、负责。整个机关文件的运转都在办公厅，都在机要这里，既不能丢件漏件、出现失泄密的情况，也不能误件。机要工作是专人负责，有保密要求，不是所有人都能接触的。有时候节假日来一个特急件，我们就得立刻赶回单位，接收文件、联系相关人员，把文件及时送达。做这项工作十七八年，平凡又琐碎，但我和办公厅的同志们凭着一份责任心，每一天都认认真真地把工作做好，相互支持、杜绝疏漏，保证了机关机要文件的正常运行。
1993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这是当时纪检监察工作体制机制上的重大改革，也是涉及我们机关内部的重大调整。开始大家都担心两个单位合在一起，会不会有问题，人员合不合得来，等等。但很快大家都能正确对待和接受，中央的决策部署必须坚决地无条件地贯彻好执行好。所以，合署办公以后，大家的干劲非常足。
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之后，监察部办公厅改称为监察综合室。我在继续做好监察综合室机要工作的同时，按照组织安排，也参与了一些案件调查工作。比如1995年参与了中纪委、最高检、审计署等组成的一个专案联合调查组，我在境外调查组，与最高检、审计署的几位同志一起到香港调查取证。
1995年，香港还没有回归，到香港调查取证可不容易。中央纪委领导同志对调查组的要求是要把任务完成好，不能出半点差错。在香港工作过的同志还嘱咐我们，在住的宾馆房间里，千万不要谈论工作上的有关情况。那我们怎么讨论工作呢？最后，大家想到去海边。
香港被誉为“东方之珠”，维多利亚港的景色非常美丽，特别是夜景，灯火璀璨、海波辉映，但我们都没有多少欣赏美景的心思，一边听着往来船只的汽笛和海浪拍打堤岸的声音，一边商量着工作。现在想想，那个场面真有点像电影里边的情节，内心既很紧张，又很激动，觉得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是那么神圣。所以大家夜以继日地干，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相关案件在港的问题基本调查清楚了。
为感染艾滋病的村民送去一份党的温暖
2000年初，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选派干部到河南驻马店下面的县，去参加定点扶贫工作。扶贫是机关历来都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不仅是派干部去帮老百姓做事，让贫困地区尽快脱贫，也锻炼自己的干部，去了解农村、了解基层、了解国情。同时，还能对中央纪委有关农村、扶贫等领域监督检查的相关措施和工作，提供接地气的意见和建议。
组织上安排我去，可我当时家里面有些困难。1997年我父母煤气中毒，母亲因此去世了，父亲虽然保住了生命，却变成了植物人。当我跟爱人、孩子商量时，她们都很支持我，让我放心家里的事，对我就是一句话“去了就要干好”。女儿还给了我2000块钱，嘱咐我到了地方可别做贪官。我很郑重地回答她：“ 告诉你，爸爸永远不会做贪官，别人的钱，我绝对不会要！”
那年刚过完春节，还没过正月十五，我们这批挂职扶贫干部就出发到河南下面的市县报到了。我去的是驻马店市上蔡县。尽管之前有思想准备，但是现实比我想象的更艰苦，老百姓很穷、很苦，而且当地还面临艾滋病高发的严重问题。在一年多的扶贫工作中，跑项目、争取资金这些扶贫常规的事，我也都做了。但我的扶贫经历格外不同的，就是做了很多与救助艾滋病村民有关的事情。
开始到县里的时候，当地同志并没有给我介绍当地一些村民患艾滋病的情况。我是在周末自己一个人骑着车子走村串户搞调研时发现的。有一天我恰好到了离文楼村很近的一个地方，看到路边地里有个老大娘在锄草。我想跟她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就把车子放在旁边，走过去跟她说：“大娘你休息会儿，我来帮你锄草。”她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就说自己是在县里鞋厂上班，打工的，然后我一边锄草，一边跟她聊天。也就在我们聊天的一个多小时里，看见村里边往外抬棺材，披麻戴孝，哭哭嚷嚷，出去两拨人。我问这个村怎么两家同时有人去世了呢？她说，你不知道，这儿有艾滋病。
后来我才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末，这里的村民因为穷就开始卖血，到1995年达到高峰，全村的成年人几乎都去卖过血。很多人因此感染上艾滋病，文楼村后来被人称为“艾滋病村”。
当年，社会上对于艾滋病还没有科学的认识，面对文楼村等地的“怪病"，基层干部一时也惊慌失措，消沉茫然，不知如何应对。
我决定自己先去文楼村里了解一下情况。县里的司机送我到村口，我没让他进村，自己进去了。不但去了艾滋病村民家里，在他们家里吃了饭、喝了水，在村里的空地上跟老乡聊到深夜，晚上还在村里住了下来。夜里我一直在想，上蔡县是河南省的贫困县，文楼村又是上蔡县的贫困村，文楼村民卖血因贫困而起，现在染上艾滋病的村民，仍然渴望摆脱贫困。然而，自周边地区知道文楼村有艾滋病感染者之后，这里养的猪牛羊、生产的粮食蔬菜瓜果很难卖出去，村民的收入受到严重影响。染上艾滋病的村民很渴望早日治好自己的病，或者至少能改善一下目前的生存状况。我能帮这里的老百姓解决点什么问题，怎么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呢？那一夜， 我翻来覆去没睡着。
回到县里后，我又了解到，实际上不光文楼村一个村这样，上蔡县很多村都出现了因卖血导致多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情况。我向县委书记汇报，希望能有什么办法帮帮老百姓。后来，我就和县里有关同志一起到北京，到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国家疾控中心等部门去反映情况。再后来，卫生部的一位副部长带着调查组去了上蔡，一些媒体也逐渐了解了信息，当地的情况就被披露出来。
那时，我还多次去省里汇报过情况，怎么开展救治救助工作，怎么帮助感染病毒的老百姓，这是解决当地问题的根本。当地卫生部门从2001年12月开始，对村里艾滋病感染者进行救治，实行个人账户与大病统筹相结合，每人每月账户上能够得到300元的补贴，村里建起了高标准的卫生室，配有专业医务人员，供应抗感染的一些药物。自卫生室建成以来，大部分患者的病情得到有效缓解，死亡率明显下降。
我结束挂职离开上蔡之后，中央纪委对河南的定点扶贫工作持续进行，机关又选派了新的同志到驻马店等地，接力扶贫。2003年，文楼村所在的上蔡县被列为国家首批51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河南省派出的帮扶工作队也进驻文楼村，采取措施鼓励支持有艾滋病患者的家庭发展庭院经济。积极的救治措施，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得到了有效遏制。自2004年8月全省大普查之后，村里没有一例新发病例。党的帮扶政策，让许多有艾滋病患者的家庭又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本来每一期扶贫挂职是一年的时间，但我干了一年半，因为涉及全县经济发展的一些项目，修水库、修路、建希望小学等没有完全落实，就不得不一再推迟回北京的时间。再加上涉及艾滋病防控、患者救助这些关系老百姓生命的事，这一年半里，我很忙碌，也很累。有时为了项目回到北京，却过家门而不入。一次，赶上县里有急事，我恰好在北京生着病，没什么好说的，拔掉输液针就及时赶了回去。女儿给我的2000元零用钱也让我全部花在帮助贫困群众身上了，还用自己的工资给文楼村买了当时全村唯一的一台彩色电视机。
这段挂职扶贫的经历，对我也是一次历练。一方面，进一步加深了我对群众的感情。到了基层去，人就会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纪检监察干部，更要有这种朴素的群众感情。越看到老百姓的不容易，才会越痛恨那些贪污腐败现象，在工作中就更有动力。如果不把那些贪官、腐败分子揪出来严惩，真是愧对这些老百姓啊！
另一方面，也让我更深入地思考，怎么去贴近群众，为他们服好务。在上蔡县的日子长了，我对那里的群众非常有感情，群众对我也很有感情。有一次，文楼村一个艾滋病老人家属夜里打我的电话，说他们当家的马上就不行了，希望我能赶快去一下。我二话没说，半夜起来，在路上截了一辆农用三轮车就去了村里。到了才知道，老人临终前，希望县里的任书记能来给他剃一下头发，让他沾点儿“福气”，求个好的来生。还有的患病村民，家里没人管，也很脏乱，我就经常过去看看，给他们打扫一下屋子，烧点热水，帮他们洗洗脸、刮刮胡子。我还曾用小推车，推着行动不便的病人去诊所看病，鼓励她能坚持一天是一天，坚持一年是一年，坚持的时间长了，说不定将来有了好药就能活下来。这些点点滴滴的事，老乡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几年后，我去河南出差，特意又去文楼村看了看。村里不少人依然记得我，拉着我的手说这说那，久久不愿放开。这里的群众信任我、支持我，愿意跟我说心里话，也愿意接受我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只要党员干部是真心实意帮群众，群众心里怎么会不明白、不感动呢?
投身巡视工作，
为彰显巡视利剑威力贡献力量
2006年，按照组织的安排，我调入中央第五巡视组工作，一直干到了退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巡视作为加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总体部署，深入推进巡视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赋予巡视制度新的活力，巡视的利剑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党中央强调，巡视要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心任务，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我们每个巡视组都是在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巡视。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中央第五巡视组第一站是重庆。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党组原副书记谭栖伟严重违纪的线索，就是我们在这次巡视中通过谈话了解到的，从蛛丝马迹顺藤摸瓜，及时掌握了证据材料。后来，我所在的巡视组还巡视了云南、天津、全国政协等地方和单位。白恩培、沈培平、仇和、孙怀山等人的问题都是在巡视中发现的，在天津巡视时还发现了武长顺的问题。巡视组发现问题线索，既要把工作做细做实，还不能打草惊蛇，工作压力是很大的。
2016年2月至4月，中央第九轮巡视首次对辽宁、安徽、山东、湖南等4省进行“回头看”。这轮巡视，我们是“一托二”，工作任务很繁重。因此，无论是找人谈话，还是查找资料，都格外用心。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谈话中发现了一份原始材料中的问题，最终从中发现了安徽省原副省长杨振超严重违纪问题线索。我们迅速与纪检监察室对接，巡视刚一结束，杨振超就被立案审查。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省司法厅原副厅长程瀚，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周仁强等人的严重违纪问题线索，也都是在这次巡视中发现的。
想向巡视组反映问题的人有时候担心被打击报复，不愿意轻易露面，也不愿意到巡视组驻地来。我们就会在电话中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他们选地方。有一次，一个举报人约在一家酒店见面， 提出用对暗号的方式接头，就是他坐在酒店大堂沙发上拿一份报纸看，我们去的同志手上也拿一份卷起来的报纸。我们就按他的要求去赴约。到了酒店，发现有个人坐在沙发上拿着报纸，但对方一看到我们就马上站起来走了。紧接者，对方又打来电话，说这个地方摄像头很多，要找个没有摄像头的地方再谈。随后，我们又换了一个地方见面，最终从这个举报人身上了解到很多有用的线索。
2017年6月，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反馈情况全部公布，标志着中央巡视如期完成对省区市地方、中央和国家机关、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央金融单位和中管高校的巡视全覆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首次一届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兑现了党中央的政治承诺。党中央推进巡视工作的重大举措和成效，集中展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管党治党的政治担当、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力挽狂澜的政治魄力、开拓创新的政治智慧、不忘初心的政治定力。我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能够亲身经历这段光荣的历史，能够为巡视利剑彰显威力做一些工作，能够为党的事业贡献一分力量，我的人生荣幸之至、无上荣光！
好的工作作风要传承
党的优良作风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对于纪检监察工作也一样，工作上要严谨细致，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工作中如果不细致、不严谨，就办不成事、干不成事。如果工作细致、踏实，干的每一件事，让领导放心，也会让自已满意。每当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或者某一个线索突破的时候，你自已也会感到心情很愉悦。
工作纪律要严守。到基层去工作是代表中央纪委去的，一举一动人家都会看着你。 比如说出去吃个饭，以为别人不知道，实际大家都在观察着。假如说这顿饭不应该在基层吃，可以回机关吃，却非得要在基层吃，人家一看，他都可以吃，那我们以后也可以吃了。我在基层的时候，周六日如果有时间就和老乡一起上地里，一边挖野菜，一边和他们唠唠家常，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调研方式。工作时间下去调研，也千万不能大吃大喝，越简单越好。真的想吃什么，自己单独去，自费解决。假如你真让他们安排去了, 别看他们当面是笑脸，背后是看不起你的。这点一定要把握住。中央纪委的干部下去，就是干事的，要给中央纪委的牌子争光，不要抹黑。
这么多年了，我还清楚记得一件小事。监察部原来的老部长李至伦同志，非常关心同志。我在河南的时候，那里冬天天气很湿冷，屋里没有暖气。有一天晚上十点多，接到李至伦同志亲自打来的电话，问我休息了没有，说没啥事，就是问我在这边冷不冷。我想他可能是刚刚忙完工作，于是实话实说，确实有一点冷。李部长就说要把他办公室里一个电暖炉给我送到河南来。现在想起他的这个电话，我仍是很感动，领导同志这么忙，还惦记一个在外挂职的干部，有这么几句话让人真的感觉很温暖，再苦、再累、再难的事，我也觉得都不是事了。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真心希望几十年来中央纪委一代代老同志树立的好作风、积累的好经验、锤炼的好品格，能够薪火相传、发扬光大，让纪检监察战线上的同志们永远保持初心、保持定力、保持热情，为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推进再立新功！
㉘刘振宝：30个笔记本记录了我们战斗的日日夜夜
刘振宝，男，汉族，1955年3月生，河北人，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12月进入监察部工作，先后在监察部第四监察局、案件审理司，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工作，2015年4月退休。
我在中纪委案件审理室工作了差不多23年的时间，到退休的时候，亲自办理的大案要案不下几十件。当了室领导之后，参与了许多案件审理指导工作，光讨论案子的笔记，我就记满30多本，后来按照保密要求全部上交了。本子从最开始的牛皮纸笔记本到后来的黑色硬皮笔记本，厚厚一大堆，记录着我和同志们一起战斗过的日日夜夜，记载着这么多年我们审理干部的心血和汗水，也见证着多年来反腐败工作的艰辛与不易。
案件审理工作是
“关口”“出口”“窗口”
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的职责，一是审理中央纪委自办案件，二是要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检监察机关的报批案件，三是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如果对监察机关作出的决定不服，机关、事业、企业、个人可以提出行政复议。此外，还有申诉复查、调查研究和对全国纪检监察系统案件审理工作进行指导，等等。案件审理工作是纪委执纪履责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党的十八大前，中央纪委监察部有8个纪检监察室，现在已经是16个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室了，所有需要作出处分决定的案件，最终都要移送审理室。审理室经审理后写出审理报告，提交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审议，责任是很重的。
同时，审理室也是一个需要直接与司法机关衔接的部门，就是违纪案件审理完、作出党纪政纪处分处理以后，涉嫌违法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也是由审理室来移送。现在的说法叫“纪法衔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后，纪委监委办的案子，要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还是要由审理室最终把关、移送。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峰岩同志当年分管审理工作时，总结审理室是三个“口”，即“关口”“出口”“窗口”。案件从相关的纪检监察室移交过来，审理室要认真审理把好质量关，这是“关口”；“出口”就是我们最终给这些案件一个结论，不管是轻处分、重处分，都是通过审理室；“窗口”就是对外，通过我们的审理工作，来看中纪委办案是不是依规依纪依法，是不是公正合理。
这么多年，审理工作的发展、变化始终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监察工作的发展同向同行，始终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同频共振。
首先，有关审理工作的制度、规定等，从无到有，从逐步建立到不断修订完善，推动纪检监察审理工作的规范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
恢复重建后的中央纪委在1979年年初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确立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必须遵循的八项基本原则。其中一项是，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审查处理案件必须认真调查情况，听取不同意见，反复核实材料，在取得确凿证据的基础上，按照党的一贯政策，做到定性准确、结论恰当、处理正确。这对开展好审理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随后，中央纪委制定了党的纪检机关案件检查、案件审理、控告申诉等方面的程序性条规。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1992年，先后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试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审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试行）》等3个程序性条例。这些条例的颁布和实施，进一步明确了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规范，统一了量纪标准，严格了办案程序，并使检举控告、案件检查、案件审理互相衔接，为正确地执行纪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同时，还制定了《中央纪委关于审理党员违纪案件工作程序的规定》《关于所要作出的处分决定和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同犯错误党员见面的具体办法》等规定，进一步提高了纪检工作的规范化程度。
2005年，中央纪委制定了《关于纪检监察机关严格依纪依法办案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对纪检监察机关依纪依法查办违反党纪政纪的案件作出明确规定。健全和完善了信访，受理、初核、立案、调查、审理等制度，完善了依纪依法办案的相关制度，为确保办案工作“无事故、无投诉、无申诉”提供了制度保障。
2008年，中央纪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办案工作的意见》后，在机关内部完善工作制度，研究制定或修订案件检查、案件审理、案件监督管理、案件申诉复查、控告申诉等方面的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线索管理、移送受理、初核、立案、调查取证、处理和执行等方面的工作程序，努力形成一整套科学、严密、有效的查办案件法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
2017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加强了对线索处置、谈话函询、初步核实、审查审理、涉案款物管理等环节的监督。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监察法》，对监察机关审理、移送案件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从法律层面进一步完善审理工作制度。
伴随着改革前行，
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党和国家的很多方针、政策在发展的道路上，会根据不同情况不断调整、改善、优化。这一点从我们纪检监察案件审理工作中也能够确切地感受到。我们从一段时期、一些案件中总结、梳理出那一时期腐败问题的共性、特点、走势，能够发现很多新的问题、情况和动向。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很多有针对性的建议，促进党纪法规、制度机制不断健全、完善。
比如说，现在刑法上受贿罪的构成，在犯罪主体上就增加了“特定关系人”。十多年以前，我们在实践中处理的很多案子，受贿人不只是配偶、子女等亲属，还有情妇、司机、秘书等，在审理上怎么规定这类人在那时还是个新问题。还有就是一些领导干部以不同的行为方式收取不正当利益，中央作了很多禁止行为的规定，但违纪人员和腐败分子总会有新的办法来试图规避。你有100条禁性规定，他可能就有101个行为。后来就出现了收受干股、房产价值怎么认定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问题。我们在调研的基础上，写了报告，提出了这些问题，后来最高法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做了初步的规范，再后来在党纪处分条例、刑法修正案中都做了相应调整。
还比如，早些年对党员干部炒股票处理很多，那时干部不许买股票，后来形势发展了，普通干部可以买股票，但为了跟领导干部的职权脱离开，规定处级以上干部不许买股票。再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党员、领导干部都可以炒股票，但是不能利用职权买内部职工股，不能利用职权获取上市公司的内部情况。把与之有关系的职权限制住，这都是案件审理室从实践中总结、提出的建议。
当时，在审理案件中还遇到一个困境，就是监察部属于国务院的一个部门，作出的行政处分只能在国务院的管理范围内。有很大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公职人员涵盖不进来，涉及这些人的处理从程序上来讲很费劲。审理室就制定了一个对7类案件的审理程序，主要是针对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事业单位以及工青妇、民主党派等，这些部门和组织中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纪案件的审理。现在就好办了，《监察法》拓展了监察机关的监督范围，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这点非常好。所以说，改革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先发现问题，然后在某个切口上解决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积累经验，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推动全局的改革。
还有一个程序上的创新，就是“提前介入”。过去，纪检监察室独立办案，案件审理室独立审理，纪检监察室办完案子，移交给我们。我们根据案卷材料，进行书面上的审理。这是完全不掺杂感情的根据证据定性量纪的技术工作。另一方面，有些案子调查时间比较长，尤其是中纪委查办的案子，涉案干部级别都比较高，工作量非常大。调查组的同志不分黑天白夜地战斗，为了取证还要全国跑，战线拉得很长。办完移交审理的时候，时间就非常紧。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采用了“提前介入”的工作方式。所谓“提前介入”，就是案件查到一定程度，正式移送审理前，纪检监察室提出要求来，领导批准后，审理室的同志提前介入案件。已经查清的问题，我们就先开始审查，一且发现问题，马上提出补充调查意见来。整个工作实行流水作业，查清的问题陆续再给我们，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效率，也提高了质量。大概从2007年以后，普遍采取了这种方式。
中央纪委历届领导都高度重视案件审理工作，保证案件审理的时间，也要求审理工作独立，不受影响、不被干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要把案子办成铁案。
几十年来，中央纪委审理室不但不断提高自身工作水平，还通过对下指导，带动、提高纪检监察系统整体业务水平。这些年，全国各级纪委都在加大惩治腐败力度，办了许多案件，各级纪委的审理部门都去把关，他们的业务水平直接关系全系统处理案件的质量。他们处理得好，也会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受处分人申诉的问题。所以我们每年都要组织业务培训或者以会代训，传达中央、中纪委领导的新要求新精神，总结近一段时间内出现的问题或可能出现的问题，交流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一些新的程序、办法、经验，这对提高办案质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实事求是、客观准确，力求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1999年12月，中央纪委领导指示，要求审理室加快成克杰案件审理，在次年春节前报中央。我们提前介入并马上转入正式审理，调查组的同志不断把案卷送到我们办公室。当时我们有间大一点的办公室，6个人一屋，晚上走不了，也没有床，大家只能在沙发上短暂地坐着或者半躺着休息，加班加点地干。针对很多特殊情况，提了很多方案，下功夫研究，最后拿出比较准确的审理意见，在中纪委常委会上一致通过，并上报中央。从审理工作的角度看，成克杰案的审理报告也是一次很大的创新，改变了以往审理文书的一些写法，结构更合理，语言更精练，描述更准确，成为此后一段时间审理报告的一个模板。
另外，在处理程序上也是一个开创。2000年4月20日，中央纪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成克杰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情况。中央纪委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开除成克杰党籍；建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罢免成克杰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4月2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七次会议，罢免成克杰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4月25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决定撒销成克杰的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韩桂芝案的处理也是个特殊程序。2004年5月29日，韩桂芝被黑龙江省委免去党内一切职务。6月10日，黑龙江省政协九届七次常委会议通过免去韩桂芝政协主席职务的决议。这时她就是一个没有职务的党员，没有任何职务就应该由同级党委作出处分决定，但是同级党委又没进行调查。后来我们起草处分决定，经中央批准，由黑龙江省委作出“双开”处分。这种程序上的特殊处理，就是根据党章的要求，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采取的一种比较合理、妥当的方式，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都不错。
这么多年，经我办理的案件数不胜数，这些被处分的党员领导干部都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起来的，个人成长不容易，组织培养也不容易，走到这一步非常可惜，是个人的损失，也是组织的损失。有的干部搞经济工作，天天跟老板打交道，为了经济发展谈项目、招商引资等，环境很复杂，心态会慢慢发生变化。所以我认为党的十八大以后，提出的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把纪律挺在前面，及早发现、及早提醒，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这是十分正确的。第一次犯错，犯个小错都还胆战心惊，可慢慢不觉得是事儿了，就会一步步发展成大问题，也就无法收拾了。
党的十九大后，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也进行了内设机构调整，我们现在有16个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室，有的继续在审查调查案件，有的在加强日常监督，案件审理室的责任也更重了。我作为一个退休的老纪检人、老审理干部，感觉很振奋。相信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努力下，我们的党会越来越好，我们的国家也会越来越好。
㉙彭继圣：要善于从中国传统监察文化中汲取营养
彭继圣，男，汉族，1936年10月生，湖南人，197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12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在纪检监察研究所工作，1997年7月退休。
我搞了一辈子监察文化研究，所以我的回忆大都与我对纪检监察工作和中国监察文化的研究思考有关。
因为搞监察文化研究
与纪检监察工作结缘
1988年，刚恢复组建不久的监察部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监察干部培训班。我当时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法律古籍研究所工作，领导让我在班上讲授行政监察课程。我对这方面没有太多研究，接受任务后，我就跑到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查资料，一头钻进去专心搞研究。当时没有教材，我只能边查阅资料，边梳理整合，然后写成讲稿。3个月后备完课，便开始给学员讲课，受到学员欢迎。学员要求把这套讲义编成书，作为全国干部培训的教材，于是我出版了《行政监察概论》和《中国监察制度史》两本书（均署笔名彭勃）。从那以后，我便开始专门从事行政监察方面的研究工作。
我从事监察文化研究时，正值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是科研工作的必然要求，我觉得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监察问题。中国古代有吏治这个说法。吏治，在古代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国家管理官吏，包括对官员的培养、使用，考核、黜陟、监督等，既有御史台对官员的监察，也包括吏部、刑部、大理寺对官员的管理。另一个就是官吏管理国家事务，即国家授权官吏治理国家事务。国家管理官吏成效高，官吏为官就能清正廉洁，政绩丰硕，二者相辅相成，形成较好的监察体制机制。我觉得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监察问题，沿着这个思路，我准备编写一部吏治方面的著作。
吏治是一门学科，要开创新学科，首先要积累资料，有了资料解放思想才有底气。资料的积累是构建学科的基础，没有资料，这个“史”没有土壤，就生成不了。我搜集资料做了两件事：一是“找真理”，找科研的指导思想，主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监督与监察》一书。二是“接地气”，搜集汇编中国传统监察文化的史料。我邀请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花了两年时间编了大型资料工具书《中华监察大典》，分为法律卷、思想卷、人物卷，大概790万字。法律卷体现的是中国古代监察行使权力的依据；思想卷把历代皇帝和古代学者的监察思想进行了梳理；人物卷则选择了600多个与监察相关的历史人物。书还没有完稿，我就被调到监察部研究所工作了。后来，这三卷书被列为研究所的一个科研项目，并出版面世了。
到研究所后，我的主要工作是监察部领导安排的调查研究和科研课题。改革开放的大潮激荡着我的调研思路，为深入了解干部犯错误的深层原因，我与违纪违法干部深入对话，获得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在承担调研工作的同时，我还根据领导要求编了几本书。一本是《中华人事行政法律大典》，花了两年时间，大约400万字。这本书主要介绍从古至今官员怎么接受法律管辖，怎么在法律框架内去管理干部。一本是《中国经济特区行政监察》。因为当时深圳、珠海、汕头、厦门都是经济特区，监察体制改革走在全国前面，监察部领导说应该把改革开放后经济特区监察工作的成果总结出来，我就组织这两个省的几位监察干部汇编这本书，用了一年的时间编辑出版。此外，我还参加了研究所承担的国家课题《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违纪防范与惩治》的研究和撰稿工作。
1997年退休后，我想发挥余热去完成未竟的编撰课题，继续主编了《中华监察执纪执法大典》，得到了监察部领导的支持。这本书是《中华监察大典》续编，初名为“编年卷”，与法律卷、思想卷、人物卷配套。当时的监察部部长李至伦同志说，《编年卷》不明确，不如叫《执纪执法大典》。花了5年多时间，这部大型资料工具书最终编辑出版，共800万字。
我这一生有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搞学问、写作必须有组织的关怀和支持。我作为一名普通的纪检监察干部，始终得到组织和领导的关心、关怀和指导，这令我感到很温暖。我是党培养的，应该报答党对我的培养。人老了，总有一天要去见马克思。知识不能随便地带走，脑子里的这些东西，为什么不能把它变成财富呢？时任中纪委副书记曹庆泽同志曾对我说，你的知识和研究成果就是财富，那不是你个人的财富，是党的财富，你应该贡献出来，所以我就下决心要把之前一直想写的《中国吏治史》写完。这部书分十一卷，讲述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老祖宗改革监察制度、追求吏治清明的中国故事。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写出来，对党、对历史、对自己都有个交代。
要以古为师 推陈出新
改革开放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想从事监察文化科研也要为改革开放服务，去寻找中国传统监察文化与当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结合点和借鉴元素。这个愿望，增强了我撰写《中国吏治史》的信心。我感到，古代监察制度的创立与变革对当代纪检监察工作很有借鉴意义。这里有几点感悟：
第一点，监察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三大支柱之一。治国理政，第一是决策权，第二是执行权，第三是监察权。尽管有所变化，但运用这三项权力治理国家的基本格局没有变。监察成为立国的三大支柱之一，这个制度设计值得借鉴。当今将监察工作放在治国理政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去把握，去部署、去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点，中国古代监察有两大职能。一个是对决策集团进行监督。皇帝的言行有失误，可以进谏规劝；作的决策、批的谕旨有问题，可以封驳重拟诏令，这就是所谓的言谏皇帝、封驳制敕。另一个职能是对执行团队的监督，这个团队在古代就是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谁负责监督呢？就是御史台，对百官，大到宰相，小到九品芝麻官，只要有越轨行为，不依法行使权力，都可以弹劾。古代皇帝都很倚重御史台，因为御史台对宰相和文武百官有监督和制约作用。说到底，就是监察监督在国家治理中有大作为。
第三点，监察机关主导赏罚。重大案件由御史台牵头，刑部、大理寺会审，史称“三法司”，定案以后，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
第四点，传统监察制度实行监察全覆盖。上至天子，下至九品以外的书吏，有错误都要纠正，凡是官员都要接受监督。
老祖宗的创造是我们共同的财富，古代的传统政治文化、监察文化、吏治文化是在中国土地上生长的，与当今血脉相通。所以我们要不负古人，好的东西应该吸收，古为今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感到中国的监察制度在继承前人经验基础上有很大创新。第一个创新，把监察机构的职能定位写入宪法，确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赋予监察机关宪法地位。第二个创新，推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加强党的领导，这是我们新时代监察体制的本质特征。第三个创新，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开展监察工作。赋予监察委员会十二项调查措施，用法律形式固定监察机关调查权。第四个创新，监察全覆盖。只有全覆盖才能够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治理国家，没有死角，没有漏洞，没有例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都要接受监督。我们党推行的监察体制改革卓有成效，我相信，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一定能够更加健全。
传承文化
丰富党员干部精神世界
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延续五千年？我认为儒家思想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现代人还在提倡儒家思想？儒学为什么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我们的文明是以教育修身为起点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根本的源头是不想腐的问题。
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一个党员干部要真正做到忠于党、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职守，是不容易的。因为他有老婆孩子亲戚朋友，有大大小小的利益，有时是利他的，有时是利己的。这就要用新时代的新思想抓教育，同时也要吸收传统思想精华来丰富党员干部的精神世界，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到忠诚尽职，能够为社会创造财富，能够维护人民的利益。
能在自己岗位上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做点有意义的事，我感到这是作为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现在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写完这部十一卷的《中国吏治史》，讲好监察舞台的中国故事。任重道远，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老骥伏枥，但愿能如愿以偿。我尽力做我应该做的事，并且努力做得充实，决不辜负父母给我生命、党对我的培养。
㉜王世俭：信访工作连着党和群众的心
王世俭，男，汉族，1942年11月生，河北人，196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10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先后在信访室、机关党委工作，2003年2月退休。
1978年年底，中央纪委恢复重建，需要大量工作人员。中央决定从各部委和部队选调一批干部，充实到中央纪委机关。我是1981年调到中央纪委的，调入时还穿着军装，一直工作到2003年退休。
关于一头牛一只鸡的信访
一开始，我是在信访室来访接待处工作。在实践中我认识到，信访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重要手段，也是了解党风、国事、民情的重要信息渠道。信访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工作方式，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具体体现，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
中央纪委恢复重建以后，首要任务是抓落实政策，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那段时间，到中央纪委上访的人数量非常大，有几件事令我印象特别深刻。
有一次，一位河南省的农民来访。他说，20世纪50年代推行农业合作化时，他家有头牛归公了，现在要求落实政策，补给他一头牛。我们了解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中央要求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号召农民积极加入。农民入社后，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都得归集体所有。这个农民参加了高级社，就意味着把自家的牛交给了公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农民觉得自己吃亏了，认为得把牛退回来。实际上当地政府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已经给他补了钱，但他仍不服气，嫌给得少，理由是他那头牛是母的，母牛会生小牛，小牛过几年又生小牛，所以得多补点。为了这个事，他就一直上访，从乡里到县里，从县里到省里，都无法解决，就来到中央纪委要求给他赔偿。
我们感到，这个事重点还是得放在做思想工作上。于是，反复跟他讲政策、讲道理，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和心理疏导，客观、理性地分析“牛生牛”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地方政府已经补偿你了，再多要也不能给你。经过数天的工作，他最终想通了。这个事很小，但我们也是认真对待，把政策跟他讲清楚，把工作做细做好。
我们还接待过一个来自湖南革命老区的党员，反映他因为偷吃一只鸡被开除了党籍的事，到中央纪委上访申诉。原来是在“三反”“五反”时期，群众举报他偷吃了人家的鸡，组织调查属实，给了他开除党籍的处分。开除了党籍，工作也丢了，就回家当了农民。他一直不服气，现在要求落实政策，恢复党籍。
我们查了历史材料，发现这个事确实存在。那时对党员干部要求非常严格，处罚也非常严厉，虽然只是偷吃了一只鸡，但处理没什么不妥的地方，也不可能再恢复他的党籍。后来我们给他做工作，说那是处于特殊历史时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作出的处理，是符合政策的。如果愿意成为党员，可以重新申请入党。经过做工作，他返回了老家。
通过这件事，我感到，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必须秉持实事求是原则。并不是你来上访，你说应该平反，就给你平反，该纠正的要纠正，但有的事情要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看，不能拿后来的情况简单做类比。
在深化改革开放中信访工作内容不断发生新的变化
40年来，纪检信访工作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改革开放开始后，中央纪委提出，纪检监察工作要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我们信访工作也要跟上来，围绕中心开展工作，及时发现问题，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
1981年年底到1982年年初，信访室连续收到多封群众来信，举报沿海地区走私贩私严重，有的领导干部也陷入其中，给国家造成了危害，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还有些群众跑来中纪委上访，也反映同类的问题。信访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就得对人民负责。针对这些情况，信访室及时整理信访简报，向中央报告反映。
中央非常重视，陈云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都先后作了重要批示，要求采取措施，坚决打击走私犯罪活动。1982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肃查处走私贪污受贿，侵吞国家财产问题。4月，又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在全国开展打击走私等经济犯罪活动。这对保障改革开放健康发展和国家经济建设顺利进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举报方式和渠道，越来越丰富了
最初，信访工作主要的方式是处理群众来信和接待来访两种，受理的只是党内的问题。那时，每天都有成麻袋的群众来信涌向信访室，其中匿名举报信也比较多。对这些匿名信是否受理，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信访室经过认真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发现匿名信属实、基本属实的与实名信占比量都差不多，而且有些匿名信举报的事更具体、可靠，就决定对匿名信与实名信一样进行处理，从而保障了信访渠道的畅通。在第一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信访室还提出了对匿名信应当受理的建议。
1993年，中央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合署以后，信访室的受理范围就扩大了，针对公务员的检举控告、对行政处分的申诉，都纳入进来了。随着通信科技的发展，信访举报的方式和渠道也不断扩展，设立了举报中心和举报电话，后来还在全国设立了一个统一的举报电话“12388”，方便了群众，解决了来信比较慢，来访费时费力、成本高的问题。
近些年，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又建立了网络举报平台。现在群众不用出门，在网上发帖子就可以举报了。可以说，目前信访渠道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党和群众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
从信访工作的发展阶段看，信访内容在变化，信访形式在丰富，组织机构也在调整，都是紧紧跟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纪检监察工作的逐步深入进行的。
我干了多年信访工作，觉得能给群众办点实事、解决点问题，能为领导决策提供些参考材料，很有意义，也很有价值。我常常跟刚入委的年轻同志讲，到中央纪委工作，你要想挣大钱、发大财是不可能的，但你要想为党为国家多做贡献，那是大有可为的。
㉝张瑞红：纪检监察岗位锻造了我，是我灵魂的故土
张瑞红，女，汉族，1944年8月生，河北人，196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4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先后在中央纪委教育室，监察部一局、四局。中央纪委六室、办公厅工作，2005年3月退休。
我把自己在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的20多年称为“激情燃烧的岁月”，为自己曾经在诸多可选择的机会面前选择了来中纪委而骄傲和自豪。这里像熔炉般地锻造了我，是我灵魂的故土，我一辈子都觉得这是“无悔的选择”。
清贫是一种生活态度，我愿意到中纪委工作
1984年，我40岁，是团中央宣传部理论教育处一名干部。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写着文稿，突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瑞红，听说中纪委也要你去那儿工作啊？”来者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位同事大姐。我停下手中的工作，一边笑一边转头对她说：“大姐，您的消息可真灵通呀！”“你怎么选了去纪委？那地方清苦得很，千万不要去！”“哦，是吗？快坐下，您说说，怎么就不能去了？”大姐拽过旁边的木椅，挨着我坐下，又拉着我的手说：“纪委可是个清水衙门，很清苦呀，还有人说纪委的人很难让人接触。”我一听又笑了，想了想说：“清苦不是什么耻辱，而是一种生活态度，看如何认识和对待。这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又是一种精神境界。中纪委是政治单位，纠正冤假错案、为一些同志平反、维护党纪、端正党风，纪检干部刚正不阿，给人以正义感。我羡慕这样的人，也想成为这样的人。”接着我又说，中纪委的门也不是好进的。前些日子中纪委专门派人去我上的大学里了解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表现。既然组织对我这么信任，又需要我，去了中纪委就要为成为一名合格的纪检干部努力工作。我的这番“表白”绝不是随便说说，而是我的郑重承诺，也是给自己定下的原则标准。
2004年，我已临近退休，办公厅领导还安排我代表办公厅的女同志参加机关女同志演讲比赛，我给自己写的演讲稿题目就是《无悔的选择》，获得二等奖。演讲中我这样说：“在大是大非的政治事件面前，在个人与组织、局部与全局、工作与家庭的问题面前，我虽然不算是最优秀，但是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纪检监察干部应尽的政治责任并把它作为履行入党誓言的具体实践。”最后我表示：“我不久就要退休离开纪检监察岗位，故乡是生我养我的热土，无论我到哪里，都永远地热爱和眷恋；纪检监察岗位像熔炉般地锻造了我，这是我永远离不开的灵魂故土。”
一体两翼，做雄鹰翅膀上的一片羽毛
调入中央纪委后，我被安排在教育室工作。当时，中央纪委的办公场所有限，教育室暂时在东城区张自忠路七号院内一个招待所的几间房子里办公。虽然办公条件简陋，可教育室老同志对我的“入门教育”可不简单。时任中纪委教育室主任的张黎群同志在同我的谈话中，语重心长地提出要求：一定要学习好党的十二大精神，要知道中纪委为什么要专门成立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的部门，了解这个室的职责是什么。我把这番话牢牢铭记心里。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各级纪委“要经常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为落实这一要求，中纪委专门成立了教育室，绝大多数省（区市）和地市县级纪委也先后成立了抓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的专门机构。中央要求，各级纪检机关要把党的思想建设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要紧密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和党员的思想实际，充分利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材料，采取多种形式，把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搞得生动活泼、富有成效。
1983年1月，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工作报告部署当年重点工作时，把“按照新党章对党员进行党性党风党纪的教育”列为第一条。4月，中纪委发出《关于充分运用宣传工具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的通知》。其中一项要求就是中央一级和各地的报纸都要开辟专栏，宣传优秀党员的先进事迹，旗帜鲜明地揭露批评各种不正之风，以动员组织社会舆论扶正祛邪，提高对党员教育的效果。1984年3月，中纪委工作会议提出，“在全党普遍进行纪律教育”是实现党风明显好转的有效措施之一，要选择在政治思想、组织原则上有教育意义的典型，在党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达到处理一个问题、教育一大片的目的，使党员在政治思想上提高一步。
沉甸甸的责任让我感到了压力，但很快压力就转化为积极工作的动力。就在我刚到教育室不久，室里就创办了《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参考资料》，这份刊物开始采用“活页文选”的形式，既有党中央、中央纪委重要会议精神以及相关文件的内容，又有如《邓小平文选》里关于怎么改革开放、怎么把经济搞上去的一些重要论述摘编，还有专门针对当时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错误思想苗头、以权谋私贪图个人享乐的倾向性行为，以及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影响的批评文章，针对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等各种行为进行的理想信念宗旨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文章，等等。
我满怀热情，积极投身到办刊的繁杂工作中去。从组稿、编辑、校对到印刷、发行，甚至后来稿酬的发放都要亲自去做。刊物正式定期发行后，每月一期，不断得到全国各地、各单位，包括基层部队、厂矿纪检人员的肯定，读者们认为读后获益匪浅，纷纷要求增加订数。从原来的不定期发行、不固定字数页数，到每月出刊一期、每期48页；从印600多份到几千几万份，甚至到了发行28万份。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字，超过了很多畅销书的数量。这份刊物的成长浸透了宣教室工作人员的心血和汗水。我和同事们蹬着自行车跑印厂、沟通发行，联系稿源，一趟一趟地跑。大家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培育着这朵美丽的花。一年后我被评为全机关的先进工作者。中纪委领导曾说，纪检机关除了理所当然地要把纪律检查工作做好外，还必须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这两项工作好比是雄鹰的翅膀，一体两翼缺一不可。
1985年至1987年间，王鹤寿同志多次在重要会议中指示，我们过去的工作只做了前一半，没有或很少做下一半的工作。我们对一些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党员，经过调查研究，对他们做出了结论，有的给予了必要的处分，严重的开除了党籍，有的还建议给予政纪或法律制裁。过去我们的工作往往就到此为止了，没有利用这些活的典型案例在广大党员干部中进行党性教育。而这些案例，特别是那些重大违纪案件、集体违纪案件或者是某些高级干部的违纪案件，都是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如果能够及时而又恰当地运用这些典型材料，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有说服力的教育，那就比我们在课堂上空讲党性原则的效果要好得多。“一体两翼”和“两个一半”的工作，成了我们教育室全体干部一直念兹在兹、始终不忘的责任，如果说宣传教育是纪检工作这只雄鹰的其中一只翅膀，那么每位宣传教育工作者就是这翅膀上的一片小小的羽毛，为雄鹰展翅搏击万里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987年1月至2月，中纪委制定下发了《关于纪检干部培训工作的规划(试行)》，强调了纪检干部培训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中纪委决定在北戴河建立全国纪检干部培训中心后，我作为教育室综合处副处长参加了时任中纪委常委王德瑛同志带队的工作小组，到北戴河实地考察，为培训中心选址。
到北戴河后，几经周折，选中了一个地方，当时还是一片荒地。一眼望去，有的地方盐碱很厉害，寸草不生，有的地方农民随意种了点玉米，还没有收割完。谁能想到，在这一片看不到大海的荒地上，建成了美丽的中央纪委北戴河培训中心。此后，这个培训中心为纪检监察系统培训了成千上万的纪检监察干部。当我退休后参加老干部活动，再次来到北戴河培训中心时，都会想起最初看到那一片荒地时的情景，真是思绪万千啊！
向保尔学习，在每个平凡的岗位都不虚度年华
1987年，中纪委机关召集处级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了中央关于成立监察部的决定，并且动员符合条件的干部们报名参加监察部的筹备组建工作。我响应号召报了名并很快入选。
监察部组建初期，很多工作都是从无到有，一点点展开。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从中组部调来的何勇同志对于内设机构的设置、命名、工作运转中存在哪些问题等多次征求意见，详细询问大家的想法和建议。有一天我出差回来刚坐到办公桌前，电话铃就响了起来，来电人是何勇同志的秘书。“张处长，何勇同志想找您了解一下近期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我都找了您两次了，一会儿请您到领导这儿来一下吧！”时隔多年，想到这个小插曲，我依然很感动，何勇同志工作那么忙，为了听一个处级干部对工作的意见，竟不忘让秘书一再联系。
1993年初，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实行合署办公。我先后在监察部几个部门工作过，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中纪委机关大院。合署办公后，我被分配在负责联系东北、华北片区的第六纪检监察室，任综合处处长。不久又被选为六室党支部副书记，并被评为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当时尉健行同志的组织关系就在六室党支部，他像普通党员一样参加组织活动，每月的党费也都由秘书按时交到我手中。今天说起这些来，我仍然很感动。
2000年，党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成立巡视办公室，派出巡视组，重点对省部级党政领导班子，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人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廉政勤政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组织上又派我参加了巡视工作。
我在纪检监察战线工作了20多年，最爱看的书之一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的不虚度年华、不碌碌无为的精神是我人生观的奠基石，俭朴生活、勤奋工作、堂堂正正做人是我对自己的基本要求。尽管自己做的工作是琐碎的平凡的，但在每个平凡岗位上的工作，已经与多年来纪检监察工作的不断发展、深入推进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与千千万万个纪检监察干部所做的工作一同汇聚成了纪检监察事业不平凡的40年光辉历程。
赵德昌，男，汉族，1946年2月生，黑龙江人，197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9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长期在办公厅工作，2006年7月退休。
我是1981年从部队转业到中央纪委的，在办公厅一直干到退休。这20多年里，大部分的时光，我都是与数不清的公文、数不清的文字打交道。不少发挥重要作用的、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红头文件”，都曾经过了我的眼、我的笔。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像我这样平平凡凡的人在背后做的一点点工作，但时光和历史却悄悄帮我收藏了这些记忆。
我现在已经退休十几年了，退休之后的生活也很充实，看看书报，学学画画，练练书法。可是只要我一闲下来，就不免会想起我待过的那间办公室。就算闭着眼睛，我都能清楚地摸到那个房间里的东西。最重要的是靠墙一排四个保险柜，因为这里放着办公厅要临时保管、中转的各种文件。机关对文件保管要求严格，不用的时候都要入柜上锁。紧挨窗户的是我那张磨得掉了漆的三合板小办公桌，这是中央纪委恢复重建初期的办公家具，桌子下边左边是几个抽屉，右边是个拉门的小柜，连计算机都没地方摆。
退休的时候，我曾特别想把这张桌子带走作个永久的纪念，因为在这上面趴着校核文稿十几年了，实在是太有感情了。但再破的桌子也是公物，我也只好放弃了这个心愿。
这是我的责任
我刚转业到中央纪委办公厅工作时，被分到秘书一处，做过值班、秘书、收发文、公文校核等多项工作。部队多年的经历教育和培养了我，工作要勤奋、认真、负责任。虽然我干的是被很多人认为枯燥无趣的校核、值班等工作，但必须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做好，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有一年年初，在某次中央纪委全会召开前夕，我正好晚上在办公厅值班室值班，下午到全会文件组去办事，看见起草组的同志正忙得不亦乐乎。我有心要了一份全会报告的初稿，在当晚值班时仔细学习。结果，晚上学着学着，搞公文校核的职业病犯了，觉也不睡了，熬了大半夜，一个字一个字非常认真地把这份初稿改了一遍。第二天，我把修改稿送交给起草组。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了文件起草组写来的回信。
信中是这样写的：“赵德昌同志，你在值班休息的时候，为起草组的报告稿改出一稿，稿子改得很好，能吸收的我们尽量吸收。顺祝秋安。”
不久，办公厅主任在全体大会上对我提出了表扬，说我这份修改稿一共被起草组吸收了35处，为全会报告的提高完善贡献了力量。这种主动作为，积极做工作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得到领导表扬，我内心很高兴，但我知道，表扬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全会是机关的大事，是纪检工作的大事，我能为此贡献一点力量，能发挥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是应该的。
有一段时间，我的办公室就挨着时任中央纪委副秘书长彭吉龙同志的办公室。我特别佩服彭吉龙同志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字功底。因为中央纪委所有的正式文稿最后都要经过公文校核，都要经我的手，我就经常通过看他起草、修改的一些文稿默默学习。有一回，他写了一篇修改文件的说明，最后送到我这里校核。我接过来一看，彭吉龙同志是用铅笔写的，字迹很轻，但字写得很秀美。我先是不由赞叹他字写得好、文件也写得有水平，但转念想到，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文字说明，将来归档时是要“永久保存”的。“永久保存”的文件，怎么能用铅笔写呢？这没法保存啊，按要求得用钢笔。我就想跟同事商量一下怎么办。
同事说：“老赵，你是负责校核的嘛，归档的事又不归你管。人家是领导，是你的上级，你还能去跟他说写得不合要求，让他重抄一遍？面子上多抹不开啊。你呀，别管了。”
可我想了又想，决定还是去找一下彭吉龙同志。我敲开了他的门，先向他仔细解释了重要文稿归档的要求，然后把他那份铅笔手稿拿出来，请他再重新抄一遍。彭吉龙非常和蔼，认真听我说完，二话没说，立刻换了钢笔重新抄了一遍。从此以后，彭吉龙就改掉了用铅笔写稿这个习惯，改用钢笔。
我跟同事说：“这也是咱们的工作嘛，万一将来档案出了问题呢？有问题，咱们就得把问题说出来，咱们对工作要负责。”
中央纪委恢复重建时间不长，很多工作都是慢慢摸索、逐步完善。在办公厅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大家都反映一些规范性文件的版头，也就是俗称“红头文件”的“红头”部分，字体不太好，不美观也不庄重，跟中央文件的版头比有差距。当时，我就萌生了一个重做版头的想法。当年不像现在，没有什么电脑字体软件，更没有丰富的字体库，很多字样要靠人工来写或者画出来。于是，工作之余，我就四处打听，四处搞调查、作比较。最终，找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位专家，她会写黑体美术字。于是就请她为中央纪委设计了“中共中央纪委文件”“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文件”这两个版头。后来，还请了一位领导的秘书设计了“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通报”的版头。这几个版头的设计者都很花心血，一笔一笔描画出来。印出来的效果很漂亮，经领导批准后启用，大家都说好。我也很高兴，这算是我在工作上的一个小创新，为当时的中央纪委文件规范了全新的版头。每当看着一份份版头美观、版面整洁、字句干净的文件分发出去，我心里想这就是责任和担当。
在工作中，我从来不怕“多管闲事”。比如，我还发现一些文件题目存在问题，一些同志给中央写报告、请示，起的标题是“关于某某工作的请示报告”，把请示、报告连在一起都端给中央了。我就向起草文件的同志解释：“你这份文件到底是请示还是报告？报告可以事先报告，可以事中报告，也可以事后报告。但请示必须是事先请示，不能事情发展到中间，或者事后再请示。把事情都办完了，那还请示什么？请示和报告是不同的文种。”有人可能觉得我胆子有点大，爱管闲事，以前都是请示报告在一起不分，怎么我就敢给“劈开”呢？我是这么想的：这不是管闲事，我就是搞公文这个专业的，以前做得不对，从我这儿就得把它们分开，我不这么做，机关文件不规范，那就是我的失职啊！
“已校核”这个字可不能随便签
说到“校核”，没准现在还有很多人根本不了解校核工作是什么，估计有很多人跟“校对”混为一谈了。虽然校核和校对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它们可不是一回事。校核工作是机关文件产生的重要一环。出一份文件，要先调研，再起草，起草完了之后，大家再商讨征求意见，反复修改，领导签发前的最后一关就是校核。假如一个机关没有校核这一关，出去的文件恐怕问题少不了。因为各单位按各单位的，没有统一的口径和格式，要求、标准不一，那就一定会杂乱无章。校核可以看看这个文件有没有必要发，校核工作就有这个权力，校对可没这个权力。校核首先要看政治上是不是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的其他文件一致，然后要看在逻辑上是不是有问题，在语法修辞上是不是有问题，在标点符号上是不是有问题，在文件格式上是不是有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的都要看。有问题要一网打尽，全部改正，这个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了。
一般文件到我手之后，我都要先作编号，再进行校核，最后我还要签上“已校核。赵德昌”，再写上年月日。然后这个文件送到厅里，再呈送秘书长，有的是接着往上送，重要的文件都要由中央纪委的主要领导来签发。“已校核”这三个字重若千钧，它凝聚了我的全部心血和担当，可不是随便签的。
中央纪委恢复重建最初几年，相对中办等单位而言，校核力量比较单薄。中办搞校核的有一个组的人，而中央纪委就我自己。我在校核岗位十几年，这项工作一直就是我一个人。开始我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很多工作上需要的知识和能力都要不断学习、补充、提高。为此，我到中南海业余大学学习了4年秘书专修班，后来又到中央党校补上了本科学历。学习的过程让我很有收获，特别是我认真系统地学习了中文语法修辞等，对提高工作水平很有帮助。
粗略算了一下，那时候，我每年要校核600多份文件。这里面的乐趣不少，但艰辛枯燥也比比皆是。即便有时一项任务完成得不错被领导肯定了，也丝毫不敢骄傲，万一思想一放松，脑子一走神，也许明天下一项就可能出错。所以说我对待这项工作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认真小心，不敢出半点差错。
在工作中我深切体会到，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对工作认真负责，组织上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就应该踏踏实实做好这项工作。要想做好这项工作，就得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就说标点符号这一项，有次碰上一个学习机会，我连续3天到国家语委去学习，上午学完下午学，下午学完回家第二天接着学，中午就在外面吃一点东西，也没有午休。通过这次学习，我就把标点符号弄得比较清楚了。我还让印厂复印了很多关于标点符号如何使用的资料发给机关同事，让大家普遍进行学习，规范使用方法。
不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计算机
校核工作是不能粗枝大叶的，更不能自以为是、经验主义。我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得出一个经验，就是文稿达到一定的字数，就会有一定的概率出现问题。比如说，有次开中央纪委全会，我在大会简报校核组工作，和当时监察综合室的一位同志共同负责大会简报校核。一次全会开完了，粗略统计一下，我们校核的所有简报，小问题不算，比较大的问题就发现了30多处。
还有一次，也是开全会，有一位同志把他的简报拿来对我说：“老赵，你看看我的简报，我告诉你，我这个简报保证没有错误。我可是认认真真把文字看了又看的。”但我却不相信这样的话，工作中来不得半点马虎，于是我就好好审核他这份简报。结果，我看完之后发现他这个简报还真错了一个字。我把他请过来，把为什么是错的理由给他讲清楚了以后，他恍然大悟，很认可。然后，他就满楼道里喊：“老赵给我找出一个错，老赵给我找出一个错！”我们同事之间，气氛还是不错的，这说明他很服气，虚心接受了。
我曾经有一个口头语就是：不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计算机。不相信别人，就是说不管是谁看过的文件，我都要认真地重新看一遍，不能说别人看过了，我就不看了。也许有错误他还没看出来，这就是不相信别人，必须自己亲力亲为。不相信自己，意思就是不要认为自己看过的文件就没有问题，别人说要再看一看，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不过，这种事情很少，我看完一般别人就不看了。说实在的，我也很想让别人再看看，因为自己心里老是担心，唯恐有自己没看出来的出问题。还有就是不相信计算机。比如说之前的一个文件，需要从计算机再出一遍，我就从头到尾把每一个字重新审核一遍。因为计算机要是出了问题，再印的文件就必然会出问题。这是有真实教训的。有一次，有一个室里的同志将已经校核好的文件，又重新出了其中的一页，而不知计算机出了什么故障，打印出来的这页是有问题的。结果他没细看就直接交到印厂去印了。当年印厂的厂长是汤师傅，老同志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加班加点把这份文件印出来。这文件印出来可不是一份两份，而是向全党全军发的文件。那个文件又挺厚，是一大堆。结果都得重印，那么多纸张、材料和工夫都白费了，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校核工作干久了，说不上自己能力有多强，就是细致认真，肯卖力气。在不断的工作和学习中，我也很注重方法的积累。比如，我在检查文件中的语句时，就常用到自己总结的两种方法：一个叫“紧缩法”，就是这个句子特别长，先把它的骨头拿出来，这样就很容易看出句子的语法结构有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叫“类比法”，比如，我吃饭，猪吃草，我吃饭成立，猪吃草就成立。我吃饭，猪吃石头，这就不成立，这个不成立不是语法上的问题，而是不合常理，这也是不对的。
每年大概能校核出多少错，我没有统计过，因为太麻烦了。但我确实也校核过一份“错误之最”的文件，那是一份经验交流会上发言稿的合集。这个文件篇幅比较长，有100多页，所以它的错误也最多，达到了360处。这是当时我请办公厅综合处的同志，一个一个数的。一个文件360处错误，让人心里觉得很不舒服，不应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尽管做校核工作是比较枯燥的，每天接触的就是文件，伏案时间很长，但来不得半点松懈，得坚持一字一句、一句一段地细细看，看了一遍从头再看一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响鼓不用重槌
一个机关有一个机关的作风，什么样的班长就带出什么样的战士。我在纪委工作的这20多年来，还有几点体会。第一，我们纪检监察机关从上到下坚决听从党中央的号令。党中央发出号令交给纪检监察机关办的事情，纪检监察机关都会坚决、彻底、认真、及时地去完成这些任务。第二，纪检监察干部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像是一家人，上下团结，齐心协力，中间没有梗阻。第三，纪检监察机关要求严、任务重、压力大，但是我们没有叫苦，也没有因为有困难就懈怠工作、影响情绪，依然做好工作，完成各项任务。
我们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是吃过苦的，经历过国家很落后的年代，但受党教育多年，对党的感情纯朴而深厚。对工作，脑子里不是在想着钱，干这个工作我得挣多少钱，而是想着怎么完成好组织交给的任务，任务第一，工作第一。要把任务完成好，要把工作做好，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我经常用这样一句话提醒、鞭策自己：响鼓不用重槌！自己要努力，不要让领导去督促你。这种动力是强烈的，也是自发的，自己该干什么，就把它干好。
我们这些已经退休了的老同志，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每个人的这本书里面总有几个精彩的故事。尽管我这本书精彩的故事不多，但是我也感到很欣慰。回忆往事，岁月如歌，我没有愧对祖国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没有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往事如烟，历史就是昨天。新时代纪检监察战线上的同志们，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倍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为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