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信送给加西亚》
在所有关于古巴的事情中，有一个人像近日点的火星一样，令我无法忘怀。美西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必须马上和西班牙反抗军的领导者加西亚取得联系。当时，加西亚隐藏在古巴广阔的山岭之中——没有人知道他藏身的确切位置，信件几乎不可能送到他手里。但是，美国总统必须尽快地取得和他的合作。
怎么办?有人对麦金莱总统推荐说:“有一个叫罗文的人，如果有人能够找到加西亚，那个人一定是他，只有他才能找得到。于是，他们找来了罗文，交给他一封信——写给加西亚的信。
关于那个名叫罗文的人是如何拿了这封信；如何将信装进一个油纸袋里；如何将纸袋封好；如何吊在胸口藏好；如何在3个星期之后，徒步穿过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最终将信交给加西亚——这些细节都不是我想要说明的。我要强调的重点是:麦金菜总统将那封写给加西亚的信交给罗文，而罗文接过信之后，并没有问:“他在哪里？”
像罗文这样的人，我们应该为他塑造一座不朽的雕像，安置在每一所大学里。年轻人所需要的不只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也不只是聆听他人这样那样的教导，而是更需要一种敬业精神：对上级的托付，能够立即采取行动，全心全意地去完成任务——“把信送给加西亚”。
现在加西亚将军已离开人世，但现在还有其他的“加西亚”。曾经有一件事让我震惊：一个企业有众多员工，规模庞大，但是其中大部分人碌碌无为，他们要么是没有能力，要么就是对工作根本不用心。
懒懒散散、漠不关心、马马虎虎的工作态度，对于很多人来说似乎已经成为常态。除非苦口婆心、威逼利诱，强迫他们做事，或者请上帝示现奇迹，派一名天使来当助手，否则没有人能把事情做好。
假如你不相信的话，我们来做个试验。
此时此刻你坐在办公室里——有6名职员在等待你给他们安排任务。你将其中一名叫过来，吩咐他说：“请帮我查一下百科全书，把克里吉奥的生平做成一份摘要。”
这个职员会静静地答道：“好的，先生。”然后立即去执行吗?
我敢说他绝对不会，他一脸疑惑地盯着你，提出一个或一连串问题：
他是谁?查哪套百科全书? 百科全书放在哪里? 这是我的工作吗? 为什么不叫查理去做这件事呢? 他去世了吗?这件事很急吗?我可以把书拿来你自己查吗?你查他是想知道什么呢?
我敢以十比一的赌注和你打个赌，在你耐心地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解释了如何去查资料，以及你为什么要查的原因之后，那个职员便会离开，找另外一个职员帮助他查某某的资料。然后他会回来告诉你，根本没有这个人。当然，打这个赌我也许会输，但是如果根据平均率法则，我相信自己不会输。
真的，如果你很聪明，就不应该对你的“助理”解释克里吉奥编在什么类，而不是什么类，也不必发脾气。你会面带笑容地说“算啦”，然后自己去查。
这种被动的工作作风，这种败坏的道德，这种脆弱的意志力，这种姑息的作风，有可能将这个社会带到互相推诿的危险境地。
如果人都不能为了自己而自发地去工作，你又怎么能期待他们为别人自发地去工作呢?
乍一看，好像任何一家企业都有可以为你分担工作的人选，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你登广告征求一名速记员，应征者中，十有八九的人不会拼也不会写，他们甚至认为这些都不是必要条件，不会也无所谓。
这种人能把信带给加西亚吗?
“你看那个职员。”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对我说。
“看到了，怎么了?”
“他是个不错的会计，但是如果我派他到城里去办件小事，他也许能完成任务，但也可能半路上走进一家酒吧。当他到了闹市区，可能会完全忘记自己要来干什么。”
像这种人你能派他去送信给加西亚吗?
最近，我们经常听到许多人对那些“收入微薄而毫无出头之日”以及“无家可归并正在寻找雇佣机会”的人表示同情，同时严厉指责那些雇主。
但是，没有人提到，一些雇主如何一直工作到满头白发，试图让那些不求上进的懒虫勤奋起来，却都是做无用功；也没有人提起，一些雇主如何长久地、耐心地希望感动那些员工，让他们振作，但是当他一转身，那些员工依旧敷衍了事。
在每家商店和工厂，都有一些常规性地调整。公司负责人经常将那些无法对公司有所贡献的员工送走，同时吸纳新的成员加入。无论业务多繁忙，整顿一直在进行。只有当经济不景气，缺乏就业机会的时候，这种整顿才有明显的效果——那些无法胜任工作、缺乏才干的人，都被拒之于工厂大门之外，只有那些最能干的人，才会被留下来。为了自己的利益，老板只会留下那些最优秀的职员——那些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我认识一个很精明的人，但是他缺少独立创业的能力，对他人来说，此人也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他总是偏执地怀疑自己的老板在压榨他，或者意图压榨他。他既没有能力指挥他人，也不能接受他人的指挥。如果你让他“给加西亚送信”，他的回答极有可能是:“你自己去吧。”
今晚，这个人还会顶着寒风，行走在大街上寻找工作，即便寒风吹透他破旧的衣衫。没有哪个了解他的人敢雇用他，因为他总是心怀不满。对于他来说，任何劝说都是没有用的。唯一能影响他的是他那双厚底的9号鞋。
我知道，与那些身体有残疾的人相比，这种思想扭曲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相反，我们应该对那些用毕生精力去经营一家企业的人表示同情和敬意：他们不会和员工一样，因为下班的铃声而放下手中的工作。他们的头发过早变白，因为他们努力想使那些工作散漫、拖拉偷懒，不知感恩的员工有一份工作。员工却不愿意想一想，如果没有老板付出的努力，那么他们将忍饥挨饿，甚至无家可归。
我是不是说得太严重了？不过，即使整个世界变成一座贫民窟，我也要为成功者说几句公道话——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他人指引前进的方向，并最终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从成功中得到了什么呢?一片空虚，除了食物和衣服，一无所有。
我曾为了温饱为他人工作，也曾当过老板，我深知两种情况的酸甜苦辣。贫穷让人不好受，贫苦是不值得赞美的，衣衫褴褛更不是潇洒。但并非所有的老板都是贪婪的、专横无理的，就像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善良的一样。
我钦佩那些无论老板在或者不在都会努力工作的人，我敬佩那些能够把信交给加西亚的人。他们静静地把信拿去，不会问任何愚蠢的问题，更不会随手把信丢进水沟里，而是尽全力把信送到。这样的人永远不会被解雇，也永远不必为了要求加薪而罢工。
文明，就是孜孜不倦地寻找这种人才的探索过程。
这样的人，无论有什么样的愿望都能够实现。在任何城市、村庄、乡镇，以及办公室、商店、工厂，这样的人都会受到欢迎。全世界都在呼唤：我们需要这种人才——这种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谁将把信送给加西亚?
阿尔伯特·哈伯德
1899年
（二）如何把信送给加西亚
让我们这些人，无论是小人物还是大人物，都能从这本著作中、从这种追求中或多或少获得一些进取心吧。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我们自己，它都会让我们活得更加高贵。”
——贺拉斯
“在哪儿？”美国总统麦金莱问情报局局长亚瑟·瓦格纳上校，“到哪儿能找到给加西亚送信的人？”
上校迅速地回答道：“就在华盛顿，有一个年轻的军官-陆军中尉，叫安德鲁·罗文。如果有人能把信送给加西亚，那么他就是罗文。”
“派他去！”总统命令道。
当时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一触即发。美国总统急切地希望得到相关的情报。他认识到，美国军队必须和古巴的起义军密切配合才能取得胜利。他知道，他需要了解和掌握西班牙军队在古巴岛上的军事部署情况、军队的战斗力、士气，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性格特征。
他需要了解古巴的地形，一年四季的道路状况，以及西班牙军队和起义军，还有整个国家的医疗状况。他还需要了解西班牙和起义军双方的装备情况。除此之外，还希望了解美国集结部队时，古巴起义军需要哪些帮助才能困住敌人。同时还要了解古巴的地形以及其他许多重要的情报。
总统的命令就三个字，“派他去！”干脆利落，如同上校的回答一样。当务之急就是谁能把信送给加西亚。下面是送信人罗文的自述：
一小时以后，正午时分，瓦格纳上校通知我，下午一点钟到军部去。到了军部，我见到了瓦格纳上校，上校没有说什么事情，只是带我上了马车，车棚遮挡得很严实。车里光线昏暗，空气十分沉闷。上校打破了沉闷的气氛，问道：“下一班去牙买加的船什么时候出发啊？”
我想了大概一分钟，然后回答他：“阿特拉斯海运公司的一艘名为‘安迪洛达克＇的英国轮船明天中午从纽约起航。”
“你能乘上这艘船吗？”上校急切地打断我的话。
上校一向很幽默，我想他是在开玩笑，想调节一下气氛，于是我半开玩笑地回答：“是的！”
“那么，”上校严肃地说，“你就准备好出发吧！”我才知道这不是一个玩笑，这是一个任务。
马车停在一栋房子前，我和上校一起走进大厅。上校走进里面的一间屋子，过了一会儿，他走到门口，向我招手，示意我进去。在一张宽大的桌子背后，美国总统正在等我。
“年轻人，”总统说，“我选派你去完成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也可以说是神圣的使命-把这封信送给加西亚将军。他可能在古巴东部的某个地方等你，具体在哪里，我也不清楚。你必须如期将情报安全地送达，这件事事关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
这时，我才意识到瓦格纳上校并非在开玩笑。任务就摆在我面前，我的人生正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但是，一种军人的崇高的荣誉感充满了我的胸膛，我的胸中已经无法容纳任何犹豫和疑问。我静静地站在那里，从总统手中接过那封信——给加西亚将军的信。
总统说完后，瓦格纳上校补充道：“这封信里有我们想了解的诸多问题。除此之外，你要避免携带任何可能暴露你身份的东西。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悲剧，我们没有理由让悲剧再次上演。大陆军的内森·黑尔、美墨战争中的里奇中尉，他们都是因为身上带的情报而被捕的，不仅自己性命不保，机密的情报又被敌人得到了。我们绝对不能失败，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再次告诉你，没有人知道加西亚将军到底在哪里，你得自己想办法，之后所有的事就靠你自己了。”
“下午就去做准备，”瓦格纳上校接着说，“军需官哈姆菲里斯会把你送到金斯敦。之后，如果美国对西班牙宣战，许多战略计划都要根据你发来的情报来拟订，否则我们做什么都是徒劳无功的。这项任务交给你一个人去完成，你必须把信交给加西亚。火车午夜离开，祝你好运！”
我和麦金莱总统握手道别。
瓦格纳上校送我出门时，叮嘱我道：“一定要把信送给加西亚！”
我一边做准备，一边考虑这项任务的艰巨性。这项任务责任重大而且非常困难。现在战争还没有爆发，我出发时战争也不会爆发，到了牙买加之后，战争应该也不会开始，但是稍有闪失，后果将无法挽回。如果美国向西班牙宣战，我的任务反倒减轻了，尽管危险并不会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人的荣誉甚至生命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时，服从命令便是军人的天职。军人的命运掌握在国家手中，但他的名誉却属于自己。一个人可以失去性命，却不能丧失荣誉，更不能受到蔑视。我一直以来都是按命令行事的，没有丝毫差错。但这一次，我无法得到任何人的具体指令，我只有一个命令，那就是想尽办法，一个人把信送给加西亚，并从他那里获得我们需要的情报。
不知道我和总统还有瓦格纳上校的谈话秘书是否记录了下来，但任务当前，我已经顾不上其他，我要马上行动起来。我的脑海里一直思考的是：如何才能将信送到加西亚手中。
我乘坐的火车中午十二点零一分开动。我想起一个古老的说法：星期五不宜出行。火车开车的这天是星期六，但我出发时却是星期五。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命运的安排。但一想到自己肩负的重任，我就忘记了这些事。于是，我开始了一个人的旅程。
前往古巴的最佳路途是通过牙买加，而且我听说在牙买加有一个古巴的军事联络点，或许我可以从那儿打探到一些有关加西亚将军的消息。于是，我乘上了阿迪洛达克号轮船。轮船准时起航，一路上风平浪静。我尽量不和其他的乘客聊天，一路上只认识了一位同伴，那是一位电器工程师。他给我讲了许多有趣的东西。因为我很少和其他乘客交谈，乘客们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冷漠的人”。
轮船进入了古巴海域，我意识到了迎面而来的危险。我身上带着危险的文件，那是美国政府写给牙买加官方证明我身份的信件。如果轮船进入古巴海域前战争便开始了，根据国际法，西班牙人肯定会上船搜查。我是非法入境，而且身上带着情报，我肯定会被逮捕，被当作战犯处理。而我乘坐的这艘英国轮船也会被扣押，尽管在战前它挂着中立国的国旗，从一个平静的港口驶向一个中立国的港口。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我便将文件藏到了头等舱的救生衣里，一直到船尾绕过海角，我才如释重负。
第二天早上九点，我在牙买加上了岸，开始四处寻找古巴军事联络处。牙买加是中立国，古巴军人的行动是公开的，所以我没过多长时间就和他们的指挥官拉伊先生取得了联系。在那里，我和拉伊先生还有他的助手一起，讨论如何能尽快把信送给加西亚。
4月8日，我离开华盛顿。4月20日，我用密码发出了我已到达的消息。4月23日，我收到密电：“尽快找到加西亚将军。”
接到密电之后，我来到军事联络处的指挥部。有几位流亡的古巴人也在这里，我以前没有见过这些人。当我们正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一辆马车驶了过来。
“时候到了！”一些人用西班牙语喊道。
紧接着，我什么都没来得及说，便被带到了马车上。于是，一个军人服役以来最为惊险的一段经历便开始了。
（三）送信的第一段路程
马车夫沉默寡言，完全不理睬我，我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马车在迷宫般的金斯顿大街上狂奔，速度非常快。长时间的沉默使我心里憋得难受。没多久，马车穿过了郊区，离城市越来越远，我实在忍不住了，我拍了拍马车夫，想和他说几句话，但是他充耳不闻，继续赶车。
我想他知道我要给加西亚送信，而他的任务就是尽快把我送到目的地。我三番五次想让他能听我说几句话，但他完全不理会。我只好这样坐着，任凭马车驶向远方。
大约又走了4公里，我们进入了一片茂密的热带森林，又穿过一片沼泽地，到了平坦的西班牙城镇的公路上，最后停在一片丛林中。这时，外面有人打开了马车门，我看到一张陌生的脸，他让我换乘在此等候的另一辆马车。
这一切都太奇怪了。似乎早已安排好，一句多余的话也不用说，一秒钟都没耽误。
一分钟后，我又踏上了旅途。
第二个车夫和第一个一样，一言不发，只是坐在那里专心驾车。我想，就算我和他说话，也是白费力气。我们经过一个西班牙城镇，来到了伯克利河谷，然后进入了岛的中央，那里有条路直通圣安斯加勒比海，那是一片碧蓝的水域。
车夫一直沉默着。一路上我试着和他搭话，但他好像听不懂我说的话，甚至连我做的手势，他也看不懂的样子。马车在飞奔。随着地势升高，我的呼吸也加快了。太阳落山时，我们到了一个车站。
山坡上有一些黑乎乎的东西向我滚落下来，那是什么？难道西班牙当局预料到我会来，安排牙买加军官审讯我？一看到这些幽灵般的东西，我就开始警觉。如果被抓起来审讯，我该怎么办？结果是虚惊一场。一位年长的黑人一瘸一拐地走到马车前，推开车门，给我送来了美味的炸鸡和两瓶巴斯啤酒。他讲的是当地的方言，我只能大概听懂几个单词，但我懂得他是在向我表示敬意，因为我在帮助古巴人民赢得自由。他给我送炸鸡和啤酒，是想表示自己的一份心意。
但是车夫却像个局外人一样对炸鸡、啤酒，包括我们的谈话都没有兴趣。
换了两匹新马，车夫用力地抽打着马匹准备启程。我赶紧向老人告别：“再见了，老人家！”接着，我们便以飞快的速度消失在夜幕中。
虽然我充分认识到自己送信任务的重要性，我也同意我要马不停蹄地赶路，但我依然被眼前的热带雨林所吸引。这里的夜晚和白天一样美，不同的是，阳光下的热带植物花朵飘香，而夜晚则是昆虫的世界，此种美景令人赞叹。最壮丽的景观当数夜幕来临时，刹那间，萤火虫的磷光代替了落日的余晖，这些萤火虫以自己独特的美装点着森林。我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仙境。
一想到自己肩上的重任，我便无暇顾及眼前这些美丽的景色。马车继续向前飞奔，但马有些体力不支了。突然间，丛林里响起了刺耳的哨声。
一伙人从天而降，马车被迫停了下来，我被一帮武装到牙齿的人包围了。在英国管辖的地方，被西班牙士兵拦截，我并不害怕，只是突然停车让我感到紧张。牙买加当局的行动，可能会导致这次任务失败。如果牙买加当局知道我违反了该岛的中立原则，就会阻止我前行。
要是这些人是英国军人就好了！
不久，我的这种担心就消失了。经过一番小声地交谈，我们又上路了。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们的马车在一栋房屋前停了下来。房间里闪烁着昏暗的灯光，一顿丰盛的晚餐在等着我们享用。这是联络处特意为我们准备的。
首先端上来的是牙买加朗姆酒。我已经忘记疲倦，忘记自己坐了9小时的马车、行程70公里，人马换了两班，当时的我只闻到朗姆酒的芳香。
接着又有指令传来。从隔壁走出一个人，此人又高又壮，看上去十分果敢，留着长须，一个手指显然短了一截。从他那可靠、忠诚的眼神中显示出其高贵的身份。他从墨西哥来到古巴，由于质疑了西班牙的旧制度，被砍掉一个指头流放至此。他的名字叫格瓦西奥·萨比奥，负责做我的向导，直到把信送到加西亚将军手里。另外，他们还雇请当地人将我送出牙买加，这些人再向前走7公里任务就完成了。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我的“助手”。
经过一小时的休息，我们继续向前。走了不到半小时，又有人吹口哨，我们只好停下来，下了车。接着我们悄悄地走过一公里布满荆棘的道路，走进一个小果园，里面长满了可可树。这里离海湾已经很近了。
离海湾50米的地方，有一艘渔船在水面上轻轻晃动。突然，船里闪过一丝亮光。我猜想这一定是联络信号，因为我们是悄无声息到达的，不可能被人发现。格瓦西奥马上对船只的联络做出了回应。
接下来，我和军事联络处派来的人匆匆告别。至此，我完成了给加西亚送信的第一段路程。
（四）送信的第二段路程
我们涉水来到小船旁，上了船。我发现船里堆了许多石块用来压舱，还有一捆一捆长方形的货物，但不足以使船保持平稳。格瓦西奥当船长，我和助手当船员。船里的巨石和货物占了很大空间，坐在里面很不舒服。
我向格瓦西奥表示，希望能够尽快走完剩下的3公里路程。他们的帮助热情且周到，我深感过意不去。格瓦西奥告诉我，船必须绕过海岬，因为狭小的海湾风力不够，无法航行。我们迅速离开海岬，正好有微风送行，险象环生的第二段行程就这样开始。
毫不隐瞒地讲，我在与他们分别后，心里十分焦虑。在距离牙买加海岸3公里以内的地方，如果我被敌人抓住，任务就无法完成，而且生命危在旦夕。我唯一的朋友就是这些船员，还有无边无际的加勒比海。
向北100公里便是古巴海岸，常有荷枪实弹的西班牙轻型驱逐舰在此处巡逻。舰上装有小口径的枢轴炮和机枪，船员都配有毛瑟枪。他们的武器比我们的先进，这一点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如果我们与敌人遭遇，他们随便拿起一件武器，就会让我们命丧于此。
但是，我必须成功，必须找到加西亚将军，亲手把信交给他。
我们制定了行动计划，日落以前一直待在距离古巴海域3公里的地方，然后快速航行到某个珊瑚礁上，在那里等到天亮。如果我们很不幸地被敌人发现了，因为我们身上没有带任何文件，敌人也找不到证据。即便敌人发现了证据，我们也可以将船凿沉。船上满是石块，很容易沉下去，敌人想找到我们的尸体也不容易。
第二天清晨，海面上的空气清爽，令人心旷神怡。劳累了一天的我正想小睡一会儿，格瓦西奥突然大喊一声，我们都站起了身子。几公里外，可怕的西班牙驱逐舰正向我们驶来，他们用西班牙语下令让我们停航。茫茫大海上，我们无处可逃，如同待宰的羔羊，静等狼的到来。
船长格瓦西奥来掌舵，其他人都躲到了船舱里。格瓦西奥懒洋洋地斜倚在长舵柄上，让我们的船头与牙买加海岸保持平行。
“他们也许认为我是一个从牙买加来的'孤独的渔夫',如果这些人能相信的话，我们就能蒙混过关了。”船长的头脑非常冷静。
果然被他言中。驱逐舰靠近我们后，一位冒失的年轻舰长用西班牙语大声问道：“钓到鱼了吗？”
船长格瓦西奥同样用西班牙语回答：“没有，可怜的鱼今天早上就是不上钩！”
假如这位海军少尉——也许是别的什么军衔，稍稍动动脑子，他就会抓到一票“大鱼”。对，大鱼，我们都是大鱼，只要被他抓住。当然，如果被抓住了，我今天也就没机会讲这个故事了。
当驱逐舰远离后，格瓦西奥命令我们吊起船帆，并转过身来对我说：“如果先生累了想睡一觉，现在就可以放心地睡了，危险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睡得非常安稳。要不是那灼人的阳光晃着我的眼睛，我也许还会在石头上多睡一会儿。
我伸了个懒腰，同行的古巴人用英语问候我：“睡得好吗，罗文先生？”我点点头，表示感谢。这里整天烈日炎炎，整个牙买加都被晒红了，就像一块红宝石。天空万里无云，像一块绿宝石。岛的南坡是美丽的热带雨林，树木葱郁，简直就是一幅美不胜收的风景画。岛的北部看上去却比较荒凉，和南部反差很大。一大片乌云笼罩着古巴。我们焦急地看着它，然而这片乌云丝毫没有要消失的迹象。我的心情也像这片乌云一样凝重。不过风力越来越大，很适合航行。我们的小船一路前行，船长格瓦西奥嘴里叼着雪茄，开心地和船员开着玩笑，看上去并不紧张。
乌云总有散开的时候，大约下午4点，乌云散尽。金色的阳光洒在西拉梅斯特拉山上，使得山峰格外庄严美丽。风景如诗如画，我们仿佛进入了艺术王国。这里山海相依、水天一色，姹紫嫣红、郁郁葱葱，恐怕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美景了。在海拔近3000米的山上，竟然有绵延数百公里的绿色长廊，这又是谁能想象得到呢？
我沉浸在这绝美的景色中，格瓦西奥却下令收帆减速，我不明白他的做法。他告诉我：“我们离战区越来越近，要充分利用在海上的优势，避开敌人的视线，保存实力。再往前走，如果被敌人发现，就会前功尽弃，说不定会白白送了性命。”
格瓦西奥的分析很有道理，我们开始检查武器。我只带了一支史密斯一威森左轮手枪，他们又给我一支来复枪。船上的人，包括我的助手都有这种武器。水手守护着桅杆，可以随手拿起身边的武器进行战斗。这次任务中最为严峻的时刻到了-到目前为止，感谢上帝的眷顾，我们的行程有惊无险。现在，危急关头就要来临，如果被逮捕，那就意味着死亡。死亡对一名军人来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给加西亚送信的任务也将功亏一篑。
我们的船离岸边大约有25公里，但看上去却近在咫尺。午夜时分，船帆松动了，船员开始用桨划船。正赶上一个巨浪袭来，没费什么力气，小船便被卷入一个隐蔽的小海湾内。我们趁着黑夜把船停在离岸上有50米的地方。我提议大家现在就马上上岸，但格瓦西奥想得更周到，他说：“先生，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腹背受敌，最好的办法是原地不动。如果我们之前遇到的那艘驱逐舰想打探我们的消息，他们一定会登上我们经过的那座珊瑚礁，到那时我们再从这里上岸也不迟。我们只要穿过昏暗的葡萄架，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出入了。”
笼罩在天边的热浪渐渐散尽，放眼远望，可以看到大片的葡萄、红树、灌木丛和刺莓，极为茂盛，差不多都长到了岸边。虽然有些模糊看不清楚，但给人一种朦胧的美。太阳照在古巴的最高峰，一刹那，万物都明亮了，雾霭消失了，笼罩在灌木丛上的黑影也消失不见了，拍打着岸边的灰暗的海水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变成绿色了。光明终于战胜了黑暗。这是个吉兆。
船员们忙着把东西搬上岸。看到我默默地站在那里，眺望远处，格瓦西奥轻声对我说：“你好，先生，我们开始行动了。”那时，我正在想着一位诗人写下的诗句，他定是曾经看过类似的景物：
黑暗的蜡烛已熄灭
愉悦的白天从雾霭茫茫的山顶上
踮着脚站了起来。
在这样一个美妙的早晨，我不禁心潮起伏，仿佛有一艘巨大的战舰停在我面前，上面刻着我最崇拜的人——美洲的发现者哥伦布的名字，一种庄严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格瓦西奥的话语将我从美梦中唤醒，货也卸完了，我们来到岸上，小船被拖到一个狭小的河口，大家把船扣了过来，藏到丛林里。恰好在这个时候，一群衣衫褴褛的古巴人来在我们上岸的地方。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是自己人的？这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一个谜，但没有时间让我去解谜了。他们扮成了装运工，但在他们身上能看到军人的印记，一些人身上有毛瑟枪子弹留下的疤痕。
我们登陆的地方好像是几条路的交汇点，从那里可以通向海岸，也可以进入灌木丛。我们向西走了约1公里，看到了植被中升起的小烟柱和袅袅的炊烟。我知道。这烟是从古巴难民熬盐用的大锅里冒出来的，他们从可怕的集中营里逃出来，躲进了山里。
我的第二段行程就这样结束了。
（五）惊险的行程结束
如果说前面的路程是有惊无险的话，现在，真正的危险来到了。西班牙军队正在进行残忍的大屠杀。这些毫无人性的刽子手们见人就杀，从携带武器的军人到手无寸铁的难民，一个都不放过。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剩下的路程将更艰辛，但是我没有时间考虑这些，任何困难也不能阻止我前进，我必须立即上路！
这里的地形比较简单，通往北部方向有一条绵延约1公里被丛林覆盖的平坦道路。人们忙着开路。但古巴的路网就像迷宫一样，不熟悉路况的话可能就会迷失。炎炎的烈日烘烤着我们。我们背着包裹，负担很重。真是羡慕一起同行的伙伴，他们身上没有多余的东西。
我们气喘吁吁地继续前进。海和山遮住了我们的视线，茂密的叶子、曲折的小路、灼人的阳光，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海岸边我们看到这里到处都是青翠的灌木丛，但离开岸边到达山脚下，这样的景色就看不到了。我们很快就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意外地发现了几棵椰子树。椰子汁新鲜又清爽，对于口渴得要命的我们来说，简直是世上最可口的饮料。
任务在身，我们不能在此处久留，夜幕降临以前我们还要走几公里路。一旦放松下来，人就会有惰性。于是，我们迅速启程，翻过几个陡峭的山坡，进入另一个隐蔽的空地，很快我们就进入了真正的热带雨林。这里的路比较平坦，走在路上微风吹过，令人心情舒畅。
穿过这片热带雨林，我们进入了波迪罗到圣地亚哥的“皇家公路”。当我们靠近公路时，我发现同伴们一个一个陆续消失在热带雨林中，最后只剩下我和格瓦西奥两个人，我正想转过身去问他出了什么事，却看到他将手指放到嘴边，示意我不要出声，然后迅速拿起枪也消失在了丛林里。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的意思，我拿起了枪。这时我的耳边有马蹄声响起，还有西班牙骑兵的军刀声，以及时不时发出的命令声。如果不是格瓦西奥的高度警觉，我也许早已经走到公路上，恰好与敌人撞上了。短兵相接的结果是被抓或被打死。
我敏捷地端起来复枪，焦急地等待着，等待着听到枪声，但是没有听到，什么也没有发生。正在疑惑的时候，同行的伙伴儿一个个都回来了，格瓦西奥是最后一个。
“我们分散开，目的是麻痹敌人，以防被他们发现。我们分头行动，如果枪声响起，敌人一定会以为这是我们设下的埋伏，不敢轻易进入。”格瓦西奥露出了可惜的神色，接着说，“真想戏弄一下敌人，但任务第一，游戏第二！”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在起义军经常活动的地区，人们有个习惯，他们点起一堆火，用灰烤红薯，烤熟后就埋在那里，经过这里的起义军饿了，就可以拿起来吃。烤熟的红薯一个个传给饥饿的战士，吃饱后继续作战。我感觉有些饿了，同行的人马上就给我找了几块烤红薯。
在吃红薯时，我想起了古巴的这些英雄们。他们之所以在艰苦的条件下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是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发自内心地争取民族解放的强烈信念支撑着他们，这种信念促使他们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我们的先辈和他们一样，为了民族的尊严而战。想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能够帮助到这些爱国的战士，我感到无上光荣。
在当天行程结束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些穿着十分奇怪的人。
“他们是谁？”我问格瓦西奥。
“他们是西班牙军队的逃兵。”格瓦西奥回答。
“逃兵？西班牙的？”
“因为不堪忍受军官的虐待和饥饿，他们从曼查尼罗逃了出来。”
敌方有逃兵这是一件好事情，逃兵有时也很有用处，但在这旷野中，我不得不对他们表示怀疑。谁能保证他们当中没有奸细，不会向西班牙军队报告：有一个美国人正越过古巴，向加西亚将军的所在地进发。如果发生这种事该怎么办？敌人难道不会想方设法阻止我完成任务的吗？所以我对格瓦西奥说：“仔细审问这些人，并严加看管。”
“是，先生。”格瓦西奥答道。
为了确保任务万无一失，我下达了这个命令。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确实有人想逃走，去向西班牙人报告我们的事情。这些人并不知道我肩负的重大使命，但有两个人引起了我的怀疑。他们是间谍，我险些被害。那天晚上，其中一个人离开了营地，钻进灌木丛中，想向西班牙人报告有一个美国军官在古巴人的护送下来到这里。
半夜，一声枪响将我惊醒。我的吊床前突然出现一个人影，我吓了一跳，慌忙站起身来。这时对面又出现一个人影，转眼间便用刀将第一个人砍倒，从右肩一直砍到肺部。这个人临死前供认，他们已经商量好，如果那个同伴没有逃出营地，他就负责杀死我，阻止我完成任务。真是太危险了，我险些送命。
第二天很晚的时候，我们才弄到足够马和马鞍。我们耽误了很长时间，当时我十分焦急，但却无济于事。找来的这些马鞍有点硬，骑着不舒服。我有些不耐烦了，问格瓦西奥，能不能不用马鞍。
“加西亚将军正在围攻古巴中部的巴亚摩，”他回答道，“我们还要走很远才能到达他那里。”
这也是我们到处寻找马和马鞍的原因。一位同伴看了看分给我的那匹马，熟练地为我安上了马鞍。我非常敬佩这位向导的智慧。结果证明，格瓦西奥非常英明。我们骑马整整走了四天，如果没有马鞍，我的下场一定很惨。我要赞美我骑的这匹瘦马，它看上去那样瘦弱，跑起来却虎虎生风，它那拼尽全力的精神震撼了我。
离开营地后，我们沿着山路继续向前走。山路曲折，如果对道路不熟悉的话，一定会陷入困境。但我们的向导似乎对蜿蜒曲折的山路了如指掌，他们带着我自如地在山路中穿行。
我们离开了一个分水岭，开始从东坡往下走。突然遇到一群小孩，还有一位白发披肩的老人，我们的队伍停了下来。白发老人和格瓦西奥交谈了几句，森林里突然出现了“万岁”的喊声，这是对美国的祝福，祝福古巴和“美国特使”的到来，这一幕让我非常感动。我不清楚他们是如何知道我的到来的。但消息在丛林中传得很快，我就像光明使者，使这位老人和这些小孩十分高兴。
在古巴的历史上，亚拉是一个伟大的名字。这里是古巴1868年——1878年“十年独立战争”的发源地。在亚拉，一条河沿山脚流经这里，我意识到我们又进入了一个危险地带。这里建有许多战壕，用来保护峡谷。古巴士兵无时无刻不在守卫着这些战壕。
格瓦西奥相信我一定能完成我的使命，我也这样认为。
第二天早晨，我们开始攀登西拉梅斯特拉山的北坡。这里是河的东岸，我们沿着风化的山脊往前走。这里可能设有埋伏，西班牙人的机动部队很可能埋伏在这里，把这里变成我们的葬身之地。
幸运的是，这里没有埋伏。我们顺着河岸，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前行。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这么野蛮地对待动物：为了让可怜的马走下山谷，我们残忍地用鞭子抽打它们。但我们也没有办法，必须及时把信送给加西亚。战争期间，当成千上万人处于危险之中的时候，马遭点罪又能怎样呢？我真想对这些可怜的动物说声“对不起”，但我已没有时间去多愁善感。
艰难的旅程总算告一段落。我们停在基巴罗森林边缘的一间小草房前，周围是一片玉米地。屋子里的椽子上挂着刚砍下的牛肉，厨师们正忙着准备一顿大餐，庆贺美国特使——我的到来。我到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我被他们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为了他们，我也一定要把信送到。
大餐既有鲜牛肉，又有木薯面包。刚吃完丰盛的大餐，一阵骚乱声传来，森林边上传来说话声和阵阵马蹄声。原来是瑞奥将军派卡斯特罗上校代表他来欢迎我，而将军将在明天早上到达此地。卡斯特罗上校下马的姿势十分优美，动作非常敏捷，就像专业赛马运动员。他的到来使我确信，我又有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好向导。卡斯特罗上校赠给我一顶标有“古巴生产”的巴拿马帽，我欣然接受。
第二天早上，瑞奥将军和一些训练有素的军官到达此地。瑞奥将军被称做“海岸将军”，他皮肤黝黑，是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他步履矫健，身材高大挺拔；他足智多谋，多次成功地击退西班牙人的进攻；他擅长游击战，与敌人周旋，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有多少次敌人想抓住他，但都没有成功。瑞奥将军在这里已经成为神话。
这一次，瑞奥将军派两百人的骑兵部队护送我。这些骑兵训练有素，骑术相当好。很荣幸得到他们的护送。我们又重新进入了森林。森林里的小路太窄，时常有树枝挡住前进的路，丛林里的常青藤经常刮破我们的脖子，我们不得不一边骑马一边清理障碍物。
向导骑术稳健，让我感到惊奇。我通常是在队伍的中部，有时候真想追上他，观察他披荆斩棘的英姿。他是一名黑人，皮肤像煤一样黑亮，名字叫迪奥尼斯托·罗伯兹，是古巴军队的一名中尉。他善于骑马踏过荆棘，穿过茂密的森林。他手里拿着宽刃的大刀，砍掉一片片藤蔓，在队伍前方为我们开路，似乎永远不知疲倦。
4月30日晚上，我们来到巴亚莫河畔的瑞奥布伊，此处离巴亚莫城还有20公里。格瓦西奥又出现了，他的脸上带着满意的微笑。我没想到能再次见到他。
“先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加西亚将军就在巴亚莫。西班牙军队已撤退到考托河一侧，他们的最后堡垒在考托。”他兴奋地对我说道。
我感觉自己离加西亚将军越来越近了。我太着急想和加西亚将军取得联系了，便建议夜行，但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他们建议最好能充分休息一晚上。
1898年5月1日，这一天注定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当我在古巴森林里睡觉的时候，美国海军上将正率领军队冒着枪林弹雨，进入马尼拉湾，向西班牙军队的战舰发起进攻。就在我给加西亚送信的途中，他们用大炮击沉了西班牙的战舰，对菲律宾首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第二天凌晨，我们踏上征途，从山坡上往下，直达巴亚莫平原。一路上我看到许多被战火摧残的乡村，满目疮痍。这些战争留下的废墟是西班牙军队罪恶的铁证。我相信，他们的最终要受到惩罚。
我们骑马走了大概100公里，来到一片平原上。历经重重艰难险阻，顶着灼灼烈日，跨过无数荆棘，我们来到了这片美丽的土地上，虽然它饱受战火煎熬，但依然充满希望。一想到我们即将到达目的地，所有的苦难都被抛在了脑后。任务就要完成了，连精疲力竭的马儿仿佛也在分享我们那急迫的心情。
我们来到曼占尼罗至巴亚莫的“皇家公路”，一路上遇到了许多衣衫褴褛的人，他们却兴高采烈地朝城里拥去。那唧唧喳喳的交谈声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在丛林中遇到的那些鹦鹉，这些可怜的人终于可以返回阔别已久的家园了。他们怎能不开心？
巴亚莫曾是一个拥有3万人口的城市，但现在却成了一个仅有2000人的小村庄。这是谁造成的结果？西班牙。在巴亚莫河的两岸，西班牙人建了很多碉堡，西班牙人撤退后，这些小要塞里面的烟火还没有熄灭。当古巴人返回曾经繁荣的巴亚莫时，便将这些碉堡付之一炬。
胜利就在眼前，我们在河岸列队，在格瓦西奥和罗伯兹与士兵说完话后，就继续行进。走了一段时间，我们在河边稍事休息，让马饮水，养精蓄锐，走完最后一段通往古巴指挥官营地的路程，去见加西亚。
引用当天报纸发布的消息：“古巴将军说，罗文中尉的到来在古巴军队中引起了轰动。罗文中尉骑着马，在古巴向导的陪同下来到了古巴。”
几分钟后，我来到加西亚将军的驻地。
这一段漫长而惊险的旅程终于结束了。苦难、失败和死亡都远离我们而去。我成功了！
（六）把信送给加西亚将军
站在加西亚将军指挥部门前，古巴的旗帜在飘扬，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能够代表我国政府在这里和加西亚将军相见，我感到很荣幸。我们下了马，排成一列，等着将军的召唤。将军热情地欢迎我，并邀请我和同伴一起进去。
将军向我解释道：“很抱歉，我出来晚了，因为我在看从牙买加古巴军事联络处送来的信，信是格瓦西奥送来的。”
幽默真是无所不在，战争年代也不例外。军事联络处送来的信中，我被称为“密使”，但是翻译却把我翻译成“送信的人”。
吃过早饭，我们就当时形势进行了讨论。我向加西亚将军解释说，尽管我为美国总统带来了书信，但我并不只是个信使，我所执行的是军事任务。美国总统和作战部一直想知道有关古巴东部形势的最新情报。
关于西班牙军队占领区的情况，美国是非常有必要了解的，包括西班牙兵力的布置、人数；他们的指挥官特别是高级指挥官的性格；西班牙军队的士气；西班牙国家整体和各个地区的地形、路况信息，以及任何与美国作战部署有关的信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加西亚将军建议展开一场美国军队与古巴军队联合作战的战役。我告诉将军，我国政府希望能得到关于古巴军队方面的信息。我问加西亚将军，我是否需要留下来亲自了解所有这些信息。
加西亚将军思考了一会儿，他决定派三名军官陪我回美国。这三名军官都是古巴人，训练有素，经验和知识都非常丰富，对自己的国家很了解，他们完全有能力回答以上美国所有想了解的问题。时间紧迫，美国越早获得相关情报对双方就越有利。听完加西亚将军的说法，我不得不佩服他。
他进一步解释说，他的部队需要武器，尤其是大炮，摧毁碉堡需要用到大炮。此外，部队还缺少步枪和弹药，他希望能重新武装他的队伍。我将这些话一一记下。
加西亚将军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因为他的建议，我免除了几个月的劳累，为我们的国家争取了时间，也为古巴人民赢得了时间。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受到了非正式的热情接待。在宴会结束后，我以纯拉丁式的拥抱与加西亚将军告别。之后我骑上马，与三名护卫者一起向北疾驰。
我终于把信交给了加西亚将军！
给加西亚送信的路上充满了各种危险，与我返回的行程相比，送信的路程也更重要。我见识了这个美丽的国度，一路上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他们为我做向导，成为我的伙伴，勇敢地保护着我。但是战争还远没有结束，西班牙的士兵还在到处巡逻，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处海岸；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海湾；不会放过任何一条船。他们随时都可能把我当成间谍，一旦被发现，就意味着死亡。
面对咆哮的大海，我在想：成功永远不是一次航行，而是不断地航行。不管前方有多大的风浪，我们都必须努力前行，只有努力前行才能成功，不然我的使命就会前功尽弃。
返程的路上，同伴们也和我一样，心惊胆战，时刻警惕。我们小心翼翼地穿越古巴，向北行进，来到西班牙军队控制下的考托。这是一个河口，几艘小炮艇在此处停泊，对面有一个巨大的碉堡，里面有一门大炮，瞄准河口。
如果被西班牙士兵发现，我们就完了，这里便是我们的坟墓。但是勇敢成了我们的救星，我们按计划前进。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应了这句话了，敌人哪里会想到我们会在如此危险的地方上岸，去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顺利过了这关。
我们用搭乘的那只小船航行了150海里，来到北部的拿骚岛，西班牙的快速驱逐舰经常在此处巡逻。危险将至。
任务已完成，这成就感让我无所畏惧。我们5个人将冒着枪林弹雨，继续前行，我们无所畏惧。
就在我们准备出发的时候，风暴突然到来。海上波涛汹涌，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原地不动等待风暴过去也同样危险。现在是满月，假如风暴把云吹散，我们的行踪就会暴露，敌人会发现我们的。
但是，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要抓住机会。
11点钟我们上了船，此时天空乌云密布，月亮被遮住了。没有光亮，敌人无法发现我们。我们在水中艰难前行，总算是没有听到大炮的轰鸣声和机枪的扫射声。我们的小船摇摇晃晃飘荡在大海上，像个蛋壳一样，有好几次差点翻船。
长时间的航行非常单调无趣，极度的疲倦让我们几乎睡去。一个难熬的长夜过去了。太阳，可爱的太阳，从远方的地平线上钻了出来。让我们感觉到了温暖。
“快看，先生！”舵手们喊道。我马上警惕起来，顿时感觉焦虑不安。顺着他们所指的方向，我看到一艘船。难道是一艘西班牙战舰？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将在劫难逃。
舵手用西班牙语喊着，其他同伴应和着。真的是西班牙战舰？
不是，是桑普森海军上将的战舰，正向东航行去和西班牙战舰开战。我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天气真是酷热难耐，我们谁也睡不着。到了傍晚，我们5个人疲惫到了极点，几乎支撑不住了，但是我们不能懈怠，强打精神继续前进。那天夜里，突然刮起了大风，风力强劲，海面顿时波浪滔天。我们竭尽全力保持小船的平衡，使小船不至于倾覆。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夜！
第二天是5月7日，危险终于过去了。大约上午10点钟，我们来到巴哈马群岛安得罗斯岛南端的克里基茨。我们总算可以登陆暂时休息一下了。
当我们向西航行的时候，被当地的检疫官抓了起来。他们怀疑我们得了古巴黄热病。或许因为我们特别疲劳，看着就像病人似的。
第二天，我得到美国领事麦克莱恩先生的口信。5月10日，在他的安排下，我们获释了。5月11日，我们乘着这只“无畏号”小船驶离码头。
我们航行到了佛罗里达海域，但不够幸运，5月12日，一整天都没有风，小船无法航行。我们一直等到夜晚，才有了些许微风，我们终于顺利到达了基维斯特。
当天晚上我们乘上了火车，到达塔姆帕，又在那里换乘火车前往华盛顿。最后，我们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了华盛顿。
迈尔斯将军接到我的报告后，给作战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推荐美国第十九步兵部队的一等中尉安德鲁·罗文为骑兵团上校副官。罗文中尉完成了古巴之行，在古巴起义军和加西亚将军的协助下，为我国政府带回了最珍贵的情报。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我认为罗文中尉的表现非常出色，他那英勇无畏的精神将永载史册。”
我陪同迈尔斯将军参加了一次内阁会议。会议结束时，我收到了麦金莱总统的贺信，他感谢我把他的信送给了加西亚将军，并高度评价了我在本次任务中的表现。
麦金莱总统的信里最后一句话是：“你勇敢地完成了任务！”而我觉得，我只不过是服从命令，完成了一个军人应该完成的任务。不要考虑原因，只要服从命令。我已经把信送给了加西亚将军。